大國干涉下的民族獨立和地方分立

隨著對外戰(zhàn)爭的接連失利和政府機器的衰弱，奧斯曼帝國地方勢力的獨立活動和巴爾干的民族解放運動，也對帝國的生存構(gòu)成了極大威脅。

《卡洛維茲條約》、《帕薩洛瓦條約》帶來的恥辱，進一步削弱了已經(jīng)開始衰退的中央政府對于各省的控制權(quán)。亞洲和非洲那些受奧斯曼統(tǒng)治的地區(qū)開始尋求地方獨立，但這些獨立活動并不具有群眾性和民族意義，除了阿拉伯、黎巴嫩、庫爾德斯坦等少數(shù)遙遠沙漠地帶和山區(qū)外，所有其它地方的首腦人物和他們的追隨者，全都不是當?shù)厝?，而是來自奧斯曼或馬木路克的軍人階級。他們并沒有得到當?shù)孛癖姷恼嫘闹С郑渲卸鄶?shù)是圖謀不軌、鋌而走險的帕夏和官員。他們利用素丹權(quán)力的鞭長莫及和軟弱無能，竊取了本省的大部分稅收，把本地變?yōu)閷嶋H上的獨立王國。埃及、敘利亞、巴格達、巴士拉等地都出現(xiàn)了脫離素丹控制，搞地方獨立的武裝或非武裝的活動。這些活動從內(nèi)部削弱了帝國的統(tǒng)治，而且也為歐洲列強插手近東問題提供了現(xiàn)成的把柄。

最初，在安納托利亞，獨立的代雷貝伊（derebey，人們稱之為山谷貴族）自18世紀早期就已建立了具有強烈地方自治色彩的小王朝。他們曾是國家官員或官方代理人，在當?shù)厝嗣裰С窒聦崿F(xiàn)地方自治后，只對素丹政府承擔一定的財政和軍事義務，是奧斯曼帝國的正規(guī)藩臣。

接著，奧斯曼帝國直接控制的伊斯坦布爾周圍地區(qū)，即魯梅利亞，18世紀末也成為新興的“鄉(xiāng)紳”階級（即阿揚，ayan）的掌中之物。他們逐步取得政府的各類職權(quán)，開始擁有自己的私人軍隊、私人財政部門和法庭，其勢力足可以與安納托利亞的“山谷貴族”分庭抗禮。

在埃及，由于穆罕默德·阿里的長期經(jīng)營，使埃及一步步走上真正的獨立。阿里的叔父是埃及的“穆塔薩里姆”（副總督），這使他很早就掌握了從事政治經(jīng)濟管理的初步知識。后來他在拿破侖遠征埃及時作為其叔父的特遣隊顧問，參與了素丹與拿破侖的戰(zhàn)爭，從此聲名大振。1805年，他在開羅的愛哈爾清真寺①伊斯蘭教宗教領袖的支持下，自封為全埃及的統(tǒng)治者，素丹被迫授予阿里以埃及總督頭銜。在奧斯曼帝國內(nèi)，埃及本只是一個向素丹提供貢品和賦稅的倉庫和維持帝國在敘利亞和阿拉伯統(tǒng)治的軍事基地。拿破侖遠征埃及的行動，將埃及引進了世界舞臺。阿里利用埃及的這一地位，不失時機地進行了軍事、行政和經(jīng)濟制度的改革，埃及逐步西化。

阿里取締了自己從阿爾巴尼亞帶來的易叛變的軍隊，建立了以應征農(nóng)民為主體的新軍。他用歐洲武器裝備這支軍隊，實行法國軍隊的訓練方式，然后將這支軍隊用于一系列實戰(zhàn)中，很快征服了努比亞、塞那爾、頓古拉和達弗。阿里重視埃及的經(jīng)濟發(fā)展，在亞歷山大建造了海港和運河。他把埃及視為私產(chǎn)，千方百計地擴大這里的農(nóng)副產(chǎn)品收入，并逐步將其據(jù)為己有。1812年，他吞并了所有的宗教基金和全部封地，并進行房地產(chǎn)地契的核查，將大批沒有地契者（大多數(shù)世代相傳的農(nóng)民自然沒有地契）降為帕夏的佃農(nóng)。按照古代慣例，他征用了所有輸入的木材。他實行近乎嚴苛的保護關稅政策，造成了生活費用難以容忍的上漲。阿里羨慕西方的文明，建立了一所傳授英國數(shù)學方法的算術學校。他最后進行的一些實質(zhì)性改革，促使保守的奧斯曼素丹不得不思考改革之路。馬茂德時期建立的新式軍隊的教官，就是由阿里派出的。

阿里的野心不局限于一個埃及，他還想向敘利亞擴張。他積極參加對希臘民族起義的鎮(zhèn)壓，素丹曾答應將敘利亞賜予阿里，以為酬謝。但素丹沒有實踐諾言，阿里便尋找向敘利亞進攻的借口。當時，由于埃及人對阿里的土地政策不滿，大量居民向敘利亞遷徙，阿里不承認他的臣民在奧斯曼帝國內(nèi)有遷徙自由，遂向敘利亞發(fā)動進攻。他奪取了阿克重鎮(zhèn)，迫使素丹將阿克和大馬士革兩省賜給他作為封地。隨后，阿里的軍隊又征服了巴勒斯坦全部，進而向小亞細亞和黑海沿岸發(fā)展，通向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道路已在阿里面前打開。在俄國和法國的調(diào)停下，阿里接受了1833年的庫塔雅和約，獲得敘利亞作為封地。俄國乘機誘使帝國政府簽訂了洪克雅—伊斯基里西條約，兩國保證在受到攻擊時互相援助，但是，一項秘密的附加條款規(guī)定，帝國答應在必要時封鎖達達尼爾海峽,這樣，奧斯曼事實上降至附屬于俄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