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那時候中國人真的以為他們生活在一塊樂土之上，但他們能夠購買的工業(yè)消費品只是有數(shù)的幾件。中國人用他們特有的對于數(shù)字的概括能力，把這些東西叫做“三大件”，它們是：鳳凰牌自行車，一百五十六元一輛；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元一塊；蝴蝶牌縫紉機，一百八十七元一臺。那一年，一個剛剛進入工廠的學徒，每月的工資只有十八元，兩年之后滿師為正式工人，也只有三十一元。最具資歷也是最熟練的老工人，可以享有“八級”的薪金，每月一百零八元，這已經(jīng)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所以，購買數(shù)以百元計的工業(yè)品，對于他們來說，確是一件大事。更何況有了錢也不一定就能買到這些東西。因為商店里面空空蕩蕩，你根本找不到這些東西，即便找到了，也不會賣給你。幾乎所有你想要買的東西，都要憑借一個叫做“票”的小紙條。這是政府為了對付物資緊缺而想出來的辦法，西方在戰(zhàn)爭的年代也曾經(jīng)使用過的。只不過中國人使用這種辦法的時間長一些，從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大約22年里沒有間斷。“票”由政府監(jiān)督印制，然后分配到每一個機關工廠學校里面去，再由這些地方的領導分配給下屬，其數(shù)量大體是每十個人中每年可有一人分配到一張，或自行車，或手表，或縫紉機。所以，你為了買到其中一樣，常常不得不等上幾個月甚至幾年。1977年最后一天的下午，北京大學一位28歲的教師得到一張“票”，可以用它買到一輛自行車。他欣喜若狂，因為這足以使他在一個月后的婚禮上向他的朋友炫耀一番?？墒堑搅?978年的第一天，他歡天喜地地跑去買他的自行車時，發(fā)生了不幸：“票”丟了！這位教師在北京最大的百貨大樓里滿地尋找他的“票”，最后失望地掉下淚來。

但是，平心而論，像這位教師這樣，為了自行車而處心積慮的中國人，在那時也還是少數(shù)，普通中國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只不過“衣食”二字。即便稍微富裕一些的城里人也是如此。那時候人們生活得異常仔細，根本不像今天的人們這樣大手大腳。大街上沒有車水馬龍的車隊去挨家送禮——這種車輛通常有一個很大的后箱，以便把禮物包裹搞得更加豐富。各個機關工廠學校部隊的大院子里，也不會有一包一包的雞鴨魚肉分給職工，即使是逢年過節(jié)也不會如此。生活在那個時期的社會調(diào)查者，如果尾隨一位家庭主婦到菜市場上去，就會知道一個家庭一次購買的東西通常不會超過1公斤。主婦們通常是用這樣的話來招呼售貨員的：

“同志，給我割塊肉。l毛錢的！要這一邊的?！?/p>

“同志，給我來一根兒蔥，那根兒蔥白大點兒的?！?/p>

“同志，我買半個冬瓜，要小的那一半兒?！?/p>

不過，在北京城里，也會有例外。冬季寒冷干燥，萬物不生，所以，家家戶戶都不會忘記漫漫冬季里的菜蔬。每年11月的第一周里，大街小巷便為大白菜所占據(jù)，城里百萬人家，每一家至少會有一人走到街上，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每一家也至少會有一輛車子推到街上，或三輪平板車或兩輪自行車或獨輪手推車。大白菜每一公斤不過兩分錢，一個四口之家花上四元錢買回小山似的一堆，在自家的小院子里挖一個深坑存放在里面，或是用一些舊棉絮包起來，放在屋檐下面朝著太陽的地方，就可以吃上整整一個冬天。那些天里，白菜把整個北京城覆蓋起來，車流與人流環(huán)繞其間，場面至為壯觀。只不過，這樣的購買浪潮每年只有一次，而且是為了以更加節(jié)儉的方式度過嚴冬。

其實，依照那個時候政府計劃供應的食品數(shù)量，普通人家已經(jīng)沒有可能再節(jié)儉了。在城里，糧食從嬰兒出生開始定量，每月三公斤，以后嬰兒漸漸長成，定量亦漸漸增加，一般成人的糧食定量，最高限為每月十五公斤，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工人和軍人，則可以吃到二十二點五公斤。在不了解中國的西方人看來，這些糧食大約不會太少。可是，中國人的飲食習慣，是以糧食為主，其他食物在他們只是一種極為有限的享受。其數(shù)量之少，不要說外國人，就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中國人，也難以想象。每人每月可以買二百五十克豬肉、四個雞蛋、半小瓶豆油、一百克白糖、兩塊豆腐和五十克綠豆粉絲。把這些東西做成普通人家飯桌上的食物，再仿效政府的配給政策，來平均地分配到每一天，則每個人可以吃到一個豬肉餃子或者一個直徑不超過一厘米的豬肉丸子、一小口雞蛋羹或者半小口炒雞蛋、一勺豆腐、十根粉絲。除此之外，孩子可以按照規(guī)定喝到半磅牛奶，孕婦可以拿著一張?zhí)貏e的證明去買一公斤紅糖，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人，可以買到半公斤牛肉或者半公斤羊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