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面臨怎樣的困難，他們對自己的非洲帝國——黑非洲的14個殖民領地的忠誠度依然充滿信心。由于長期在非洲推行傳播 “文明教化”使命，法國人相當成功地培養(yǎng)出了一批為數不多的黑人精英，給予他們完全的公民權利，前提是他們必須接受法國社會的同化，丟棄他們自己的非洲傳統(tǒng)、宗族法規(guī)與習俗。這些精英自視為法國人，也被人們視作法國人，在效忠法國的傳統(tǒng)氛圍中培養(yǎng)成長起來，欣然服從法國政府，接受法國的語言和文化，以做一個世界大國的公民引以自豪。他們的政治抱負主要是為黑非洲的非洲裔人口爭取與本土法國人同等的權利，沒有誰會為爭取獨立搞什么運動。政治上的爭論也往往帶著法國本土的色彩。作家托馬斯·霍奇金在1954年寫道：“在英屬西非，每一個具有政治意識的人都是某種民族主義者，而在法屬西非，或是天主教徒，或是反對教權者，或是共產主義者，或是戴高樂主義者，抑或社會主義者，或是工團主義者、或是存在主義者?！?/p>

有這樣兩個人，最能體現法國努力培養(yǎng)的非洲精英。他們是：塞內加爾的列奧波爾德·桑戈爾和科特迪瓦的費利克斯·烏弗?！┩吣?。這兩人都曾官至法國政府部長，都曾充當過“法蘭西聯邦”的堅定倡導者，而且兩人甚至都在法國這個帝國已經開始解體之時，還在努力確保法國擁有無可比擬的影響。

桑戈爾聲名顯赫。他顯赫的聲名并不只是作為一名政治家，而是一位天才的詩人，又是一位有著莊重的法蘭西風格的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學和哲學有著很深的造詣。他于1906年出生在一個殷實的塞雷爾族商人家庭，曾在塞內加爾接受天主教傳教士的教育，知曉了自己祖先留下的文化是多么的沒有價值，應該徹底地摒棄，明白了應當一心專注于法國去求得啟蒙和教化。21歲時，他獲得政府獎學金，離開塞內加爾遠赴法國學習文學，此時的他已經成為一個典型的雖格格不入、但業(yè)已“開化”了的黑種法國人。巴黎七年的求學，完成了他的“法國化”。

“我們順從地接受了西方的價值觀，還有它的推理論及其方法，”他在1961年回憶道，“我們的愿望就是變成那些殖民者的照相底片：‘黑皮膚的法國人’。更有甚者，一切可能讓人感覺羞愧的，我們都會為之羞愧：我們的黑色皮膚、我們的卷曲頭發(fā)、我們的扁平鼻子、尤其是我們傳統(tǒng)文明的價值觀……我們的人民……在內心深處，這些都會讓我們暗自感到羞恥?！?/p>

然而，與其他居住在巴黎拉丁區(qū)的年輕黑人知識分子一樣，桑戈爾很快便轉向反對同化政策?！罢欠▏藦娭莆覀兿仁菍ふ易晕?，而后又是啟示自我，這豈不荒謬？”他回憶說，“我們已經做到了吸收消化法國的語言和數學，但是，我們既無法丟棄我們黑色的皮膚，也做不到丟棄我們黑色的靈魂。因而，我們在命運驅使下尋尋覓覓，滿懷激情尋找著一只圣杯——我們集體的靈魂?！?/p>

桑戈爾和他在巴黎的同伴們最終提出了這樣一種哲學，他們把它稱作“黑人傳統(tǒng)精神”，即一種黑人意識，它堅持承認黑人和黑人文化特殊的貢獻、價值觀和特性?！昂谌藗鹘y(tǒng)精神”學說實際上是民族主義的思想先驅。但是，桑戈爾一邊強調文化解放的重要意義，一邊仍死死抱住法蘭西帝國?！笆紫茸鲆粋€‘法國人’，這在政治上是一份十分出色的處方，”他宣稱說。

他留在法國教書，成了有史以來第一個獲得教師執(zhí)業(yè)資格的非洲人。那可是一份令人羨慕的研究生學位證書，有了它他才有資格在法國的國立學校教書。作為一名歸化了的法國公民，他服了一年義務兵役。與德國的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離開在巴黎教書的那所公立學校，成了一名所謂的“二流士兵”，由于種族的原因，他沒能獲得軍銜。

他所在的部隊做了德國人的俘虜。德國人把部隊里所有的黑人拉了出來，靠墻站成一排。很快，桑戈爾意識到，德國人打算當場處決他們。行刑隊準備開槍時，他回憶說：“我們高喊：‘法國萬歲！黑非洲萬歲！’”就在這一刻，德國人放下了槍。原來，一位法國軍官勸說他們，這樣的隨意殺戮行為有損德國的榮譽。于是，桑戈爾在戰(zhàn)俘營度過了18個月，他利用這段時間學習德語，最后竟能用原文閱讀哥德的詩歌。1942年獲釋后，他重操舊業(yè)，做了一名教授。

桑戈爾的政治生涯始于戰(zhàn)后時期。1945年，作為塞內加爾的代表，他被選為制憲會議成員，是總共近600名成員中九名非洲代表之一。他參與了起草第四共和國的新憲法，贊同在憲法中強調法蘭西聯邦的“不可分割性”。由于法語造詣得到公認，他受聘擔任了國家文法官。

在國民議會里，他在社會黨黨團中發(fā)揮了重要影響作用，但最終還是丟棄了對法國社會黨人的幻想。1948年，他組成了自己的政黨——塞內加爾民主集團。塞內加爾是一個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國家，桑戈爾卻是一名天主教徒，又是塞雷爾族人，而非主流部族沃洛夫人，但桑戈爾擅長構建各方之間的聯合，無須借助宗教或部族的關系也能夠尋求到支持。他與塞內加爾的大馬拉布特們和伊斯蘭教領袖們建立起了密切聯系，而他們能夠對伊斯蘭信徒和民眾施以嚴格的紀律約束；他關心體貼人民大眾的疾苦，欣然坐在農民草棚屋頂家的地上，傾聽他們的心聲，吃著他們端上來的任何食物，贏得了“人民之子”的美譽；他還努力聽取富有思考的青年激進活動分子的意見和關切問題。他善于說服和妥協(xié)的施政風格，后來成了塞內加爾政治文化的組成部分，并產生了相當久遠的重要影響。

在從事政治活動之余，桑戈爾還在文學世界里追求著自己的抱負，他定期在左岸上流的“麗普啤酒店”與作家和詩人們會面。1947年，他幫助辦起了一家文學期刊《非洲存在》，專門致力于弘揚黑人文化；次年，他又親自編撰出版了黑人作家新詩詩選，法國作家讓—保羅·薩特特為該書寫了序，題目為《黑人俄耳甫斯》，分析探究了“黑人傳統(tǒng)精神”學說。桑戈爾還逐步形成了“非洲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用非洲風格特色重新闡發(fā)歐洲社會主義，著重強調了非洲公共傳統(tǒng)的重要意義。

甚至在強勁的民族主義之風吹遍非洲之時，桑戈爾仍然堅定地忠誠于法蘭西事業(yè)。他評價恩克魯瑪的思想“太過激進”，勸告突尼斯人與法國保持密切關系，并投票支持法國為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撥款，而且贊同派遣塞內加爾部隊與阿爾及利亞民陣作戰(zhàn)。1955年，不結盟國家關于殖民地獨立問題的萬隆會議開幕之前幾天，他說道：“我所擔心的，就是未來在非洲解放的災難性壓力作用下，我們可能脫離法國。我們必須留在法蘭西，不僅留在法蘭西聯邦，而且留在法蘭西共和國?！?/p>

他不主張獨立，而主張在法國與非洲之間建立一種新型的政治聯邦。他辯稱，對弱小的政治實體來說，它們經濟不強、缺乏資源，獨立不過是“偽命題”，如此而已。未來將呈現有一定規(guī)模的國家集團與歐洲列強攜手合作的格局。人們所需要的就是動員起歐洲的資源，幫助非洲消滅貧困、疾病和愚昧。

他與科特迪瓦的烏弗?！┩吣嶂g產生越來越多的摩擦，使得他的未來觀黯然失色。他們之間的沖突與他們對法蘭西聯邦共同擁有的忠誠無關，而是圍繞著法蘭西聯邦的命運，關乎著法蘭西聯邦的發(fā)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