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取得自由的權力，凡是繳稅的人，都應該享受思想、言論、出版的自由；

二要廢除以前的法律，制定出國家的新法律；

三要這地方的錢給這地方用，這地方的事由這地方公舉出來的人管理，沒有什么欽命不欽命；

四要把漢族的家譜考證詳細，把異族攆出長城去；

五要不管科舉不科舉、學堂不學堂的，一方面考證中國的古學，一方面研究外國的新學；

六要改良農工商，保護鐵路、礦產、銀行，防止人家東一塊西一塊地割去；

七要鼓勵尚武精神，養(yǎng)成軍國民的資格；

八要結個黨，最好名叫社會黨；

九要好好考察一下，孔教、佛教、老教、耶教，到底哪一教更好，至于信什么以后再說。

但是，中國的百姓還沒有拼出性命成為國民的勇氣。

被稱為激進派第一人的劉師培寫出《論激烈的好處》一文，指出“中國的人做事，是最遲緩不過的，這種人有三種心：一種是恐怖心，一種是罣礙心，一種是希戀心。所以一樁事情到面前，先想他能做不能做，又想他成功不成功，瞻前顧后，把心里亂得了不得，到了做事情的時候，便沒有一樁能做了”。而梁啟超則寫出《中國人之缺點》一文，認為國人的缺點有四：一是“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二是“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三是“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四是“沒有高尚之目的”。關于第四點，梁啟超以為是“中國人根本之缺點”。他說：“凡人處于空間，必于身衣食住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其在時間，必于現(xiàn)在安富尊榮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夫如是乃能日有進步，緝熙于光明，否則凝滯而已，墮落而已?！彪m然人活著的“高尚之目的”不一，但梁啟超縱觀西方各國，認為最重要者有三：“好美心其一也”，“社會之名譽心其二也”，“宗教之未來觀念其三也”。

中國百姓的混沌讓新式知識分子很是焦慮：“百姓應做的事情，應立的基業(yè)，大得很哩！多得很哩！你道那討老婆、吃紹興酒、吃大煙、吃飯、睡覺、買田產、開當鋪、生兒子，算得事體嗎？算得基業(yè)嗎？我今且把那頂大的事體，頂大的基業(yè)，說給列位聽聽”:

第一項是從滿人手里把國土奪回來?！袄掀湃舭讶思矣舱剂耍€要拼命去爭，國土把人家硬占了，難道不該拼命去爭嗎”？

第二項是要講政治。桀紂以前的皇帝還可以，到了桀紂就混賬不堪了，所行政事都無益于民，因此才有武王伐紂?！皽涓锩?，順天應人”，這就是最大的政治。

第三項是爭取種族尊嚴?！拔覀冎袊鴿h種人做了皇帝，我們百姓自然應該忠他，若是英吉利、法蘭西的皇帝，我們就不必去忠他了，為什么呢？他并不是我們同種的，他與我們并沒有什么關系”。

道理說到此處，愛極生恨，忍不住罵將起來：女人家愛的是自己的丈夫，若去愛別人的丈夫，就是不干凈的淫婦了。我們愛的是自己漢種的皇帝，倘然自己沒有皇帝，把別種人來做強盜的當做皇帝看待，天天說什么我皇上深仁厚澤，這個賊種，比那不干凈的淫婦，還要賤到十三倍哩。學理混亂、情緒極端的民族主義，與近代意義上的民主意識混雜在一起，形成中國近代史上政治思想的空前活躍。而歷史證明，即使到了革命爆發(fā)的時候，中國的普通百姓依然沒有徹底明白什么是國民以及成為國民到底有什么意義。

知識分子們神思飛揚。

而在這片國土上，另有一些人并沒有慷慨陳詞，他們認為行動才是國民應干的事情。

顛覆大清帝國的亂子由此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