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鴻禨入值軍機，頗有清望。岑春煊則是地方督撫中少有的能與袁世凱相抗衡的人物，時有“南岑北袁”之稱。早在云貴總督任上時，岑春煊就利用官制改革的機會將親信于式枚派進北京，向瞿鴻禨遞交了密電號碼本，使兩者之間的聯(lián)系更為密切及時。同時瞿鴻禨又指派汪康年在北京開辦《京報》，“京報成立未久，即以伉直敢言，攖政府要人之怒?！贝硕艘幌蛞源蛟炝己玫恼苇h(huán)境為名對袁世凱、奕劻大加撻伐，并把兩派之爭自比清濁之爭。

陳寅恪后來曾撰文指出：“至光緒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鴻禨、張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為清流；京官以慶親王奕劻、袁世凱、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楊士驤等為濁流。”其實無論清、濁，兩派都主張立憲，提倡興利除弊。所不同者在于以袁世凱為首的一派從自身利益出發(fā)，“想借立憲機會，打破滿人政治的優(yōu)越勢力”；清流派除了與之有利益沖突之外，更以道德高尚者自居，頗看不慣袁世凱的行為方式。

岑春煊一入京，孫寶瑄就在其日記中寫道：“岑尚書乃一活炸彈也，無端天外飛來，遂使政界為之變動，百僚為之蕩然?！笔⑿麘迅窃缬蓄A(yù)見，說岑春煊之入京，必有“大舉動”。岑春煊自武漢“迎折北上”，面見太后，參劾奕劻，指出“太后固然真心改良政治，但以臣觀察，奉行之人，實有欺蒙朝廷不能認真改良之據(jù)。”

圍繞官制改革的問題，兩大對立的政治集團的明爭暗斗極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