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謙就是其中的弄潮兒。他曾經(jīng)以愛國為號召，鼓動張之洞花費雙倍的高價從美國人手中贖回粵漢鐵路，而他自己也于1905年在長沙組建“粵漢鐵路籌款購地公司”，號召湖南人民踴躍購買股份、愛國救國。而他本人卻在高喊愛國口號的同時，死死捂住錢袋子，盯上了免費的“干股”——“有問以曾入股若干者，答曰，吾為總辦當坐分紅利，何須入股”。 從來沒有商人會如同大清國的鐵路老板們那樣成天將拒絕外資的愛國口號掛在嘴邊。在王先謙鼓動下用巨款從美國人手里“收回利權(quán)”的粵漢鐵路，利權(quán)卻既沒有歸于政府，也沒有歸于百姓，而被“愛國者們”中途截留了?！皭蹏邆儭睂⒒洕h鐵路公司根據(jù)省界分成廣東、湖南、湖北三個公司，以滿足三省各自“寧為雞頭”的愿望。三只“雞頭”中，籌資進程一度最順利的是廣東公司，但“紳商意見不洽，總辦又未能和衷，以致迭起風潮，時有沖突。最后則有查賬之齟齬，開會之喧斗，種種擾亂，路工因之稽遲”，“董事結(jié)黨盤據(jù)，欺吞冒濫，久為眾股東所指摘，深慮萬無稽核，將股東血本終至缺蝕”。其中一位名叫金菼的董事，看來是在官商兩界游刃有余的高手，“利用官威，以箝制股東？？稍與辯論，輒架破壞商辦大題，反噬挾制，兇悍險詐，無所不至。盤據(jù)把持？？股東查賬，又藉詞票舉，以圖抵制”。公司內(nèi)部選舉賄賂成風，銀子開路；政府或者股東會前來查賬，更敢于拒絕出示賬本，“匿單抗查”。 王先謙主持的湖南公司，先是靠政府的公權(quán)力強制征收租股、房股、米捐、鹽厘，但杯水車薪，正好再發(fā)行300萬股鐵路有獎公債，獎金之豐厚全球領(lǐng)先，特等獎獎金為3萬兩，而券面價值僅4元，足足是7500倍。這些敢為人先的改革舉措，卻依然難以拉動投資。

“以頑鈍無恥之小人而握路礦之權(quán)”，小股東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權(quán)益能得到任何保障，“鐵路至今未刊印股票，又無息折，商會收股二百余萬，僅給收條，以故各處愿入股者多觀望不前”。王先謙“其生平淫而好利，既攬路權(quán)，遂以公司為利藪，以公司之款，為行樂之資，為黃某代捐中書，送土某奠儀千兩，開辦垂二載，于一切筑地購路等事弗顧也”。而坐辦總理余肇康“與王先謙狼狽為奸，以至湖南之鐵路公司開辦數(shù)年，去冬始動三鋤。吾同胞無限之巨款，竟入彼等之私囊。股東無賬可查，湘紳無敢過問”。 湖南粵漢鐵路公司內(nèi)部是山頭林立，圍繞對王先謙的效忠與否分為“擁王”、“倒王”兩大派系，小的派系更是不可勝數(shù)。同盟會成員、日后因黃花崗起義失敗而在英國投海自盡的楊毓麟，認為“湘路之哄久矣”的原因就在于王先謙處心積慮把持路事，導(dǎo)致“完全商辦局面不得成立。馴至號稱官督，馴至奏派總協(xié)四五人，馴至憑借官權(quán)提立股款？？膠膠擾擾，以至今日。王、余、席一日不斥退，則路政必一日不得整理，其事至為可哀”。 在鐵路公司設(shè)有多名總理（總經(jīng)理）就是湖南的發(fā)明，“美其名，曰名譽總理，曰主持總理，曰坐辦總理，四川繼之，江西又繼之”?？偫碓眩谌蘸笠渤蔀樗拇ù箫L暴的重要誘因。此外，公司內(nèi)衙門習氣濃厚，公司領(lǐng)導(dǎo)人甚至以“安民告示”的公文格式向社會發(fā)布通告，儼然政府的大爺做派，而股東過問經(jīng)營情況居然要先提交申請（具稟），只能在“公仆”面前當孫子。時人評論道：“官辦事件，無一不腐敗，無一不糊涂，何也，以其督辦、會辦、總辦、提調(diào)等名目，動輒至十余人，事權(quán)不一，政出多門？？只徒調(diào)劑閑員，置路事之成敗于不顧。”在王先謙等人的領(lǐng)導(dǎo)之下，湖南粵漢鐵路公司“材料不購也，工人不招也，路線不勘定也，基地不預(yù)籌也。而每歲股份之所入，紳士輒瓜分而用之”。日本駐漢口總領(lǐng)事水野幸吉在提交給日本駐華使館的報告書中說：“湖南紳士徒多議論，經(jīng)費籌集則毫無頭緒，此實為粵漢鐵路心腹之患也?！?906年10月，為繳付第二期贖路借款，湖南的“雞頭們”把粵漢干路黃高段低價賣給廣東公司，又以三水支路湖南所應(yīng)得之權(quán)利相抵押。第二年10月，因公司任人唯私，用財過濫，不少股東擔心資金安全，堅請退股。幾番折騰后，這家“愛國雞頭”只好想辦法引進外資，這本是他們最反對的，卻被官方阻止，最后依然要靠強行向平民征收租股、房鋪租股、廉薪股，做回了自己最為拿手的“二政府”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