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文化歷來重視實用，“體悉寓于用”(錢鐘書《管錐編》第一卷，8頁)。但到了19世紀末，西潮如洪水猛獸大有吞沒中學之勢；康有為《新學偽經(jīng)考》刮起的疑古旋風也向舊道統(tǒng)提出尖銳的挑戰(zhàn)。一些對危機有深切了解的衛(wèi)道者意識到當時國家面臨的兩難處境：“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于一。舊者因噎而廢食，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為瘉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其說以蕩眾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zhàn)，敵未至無與安。吾悲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nèi)矣?！?張之洞：《勸學篇·序》，《張文襄公全集》第四卷，中國書店，544頁)

張之洞對滿清之衰微是有深刻洞察的。在概括其《勸學篇》之宗旨時提出“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越南、緬甸、朝鮮，懼為埃及，懼為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義欲不忘親，多智巧不忘圣?！?《勸學篇·序》)張深知中國面臨亡國滅種危險，“不變”則必亡，而且這種“變”的關鍵不在“器”而在“習”和“法”，但張又深憂“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因此，“變”必須“知本”、“不忘圣”，并且認為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nèi)”。應該說，張之洞對時政危機的看法比洋務派深刻，知道中國這病并非“奇技淫巧”所能拯救。張對“中無所主”的恐懼使他站到康、梁的對立面上。但這種恐懼又并非如梁所詬之“糞土”之言。就精神層面而言，張的憂慮并非沒有道理。

鑒于張對“舊學”與“新學”的估量，他認為應將“新學”與“舊學”會通，但兩者不是半斤八兩，而是“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究竟何者為“體”、何者為“用”，在張之洞那里界限大體是清晰的?！秳駥W篇》共24篇，“內(nèi)篇”九是為“體”，即同心、教忠、明綱、知類、宗經(jīng)、正權、循序、守約、去毒，九篇之核心是堅持“三綱四維”。外篇十五，曰益知、游學、設學、學制、廣譯、閱報、變法、變科舉、農(nóng)工商學、兵學、礦學、鐵路、會通、非弭兵、非攻，廣泛羅列出政、經(jīng)、法、軍各方面需向西方學習，以補我之陋處?？傊?，“中學為內(nèi)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道本者，三綱四維是也?！薄耙孕┲覟榈?，以尊主庇民為政，雖朝運汽機夕馳鐵路無害為圣從徒也?！狈粗鐥壢V四維之本，則“法未行而大敵作矣”。顯然，張之洞所堅守之“體”絲毫未觸動封建王朝的根本，遠落后于同時代之康、梁，他的許多議論明顯針對康、梁的變法，因而受到變法者的抨擊也是勢所必然的。

但“體用說”作為一種文化范式依然有著重要意義。在19世紀末以前，中國學者歷來認為中華文化是一個獨立自足的體系，盡管也在悄悄地吸收外來文化，卻從不肯承認自己的文化有缺罅之處?！绑w用說”第一次正面承認中國自身文化不足，必須以西方文化來補充，并且承認，沒有這種補充，中國文化將無法立足。這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進步。嚴復曾譏“中體西用”于邏輯不通，他引裘可桴之言曰：“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此言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未免過迂?！爸畜w西用”猶如埃及之“獅身人面獸——以人的意識為“體”，而以獅獸之力為“用”。黑格爾曾高度評價獅身人面獸，它表明人類意識到自己之不足而望博取外長以補充自己，是人類認識史上一個偉大的“綜合”之起點。而強調(diào)中、西文化有“體”、“用”之別，表明了倡導者強調(diào)民族主體意識的意圖，盡管它未必科學，但當一個民族的文化相對處于劣勢而又必須吸收外來文化時，這種強調(diào)是必要的。只要承認中華傳統(tǒng)文化尚有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必要，就不能不體察該倡導者用心之良苦?！绑w用說”盡管不很科學、操作起來歧義也甚大，但作為一種范式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存在。猶如當今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思想體系處于世界資本主義思想的包圍之中，既要保持社會主義的主體，又要吸收資本主義的一切可用之處，其就范式而言，也可以說依然在“體用說”的框架之內(nèi)。當然，它的內(nèi)涵與張之洞時代的“體”“用”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