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脫亞入歐”的理論就應運而生了。

日本人看到西方的強大實力，認識到強大才是對話的唯一實力。世界的競爭格局已經完全改變了，強大才是真理，所以他們也想像西方列強那樣，用強權稱霸世界。

1885年3月16日，福澤諭吉發(fā)表在《時事新報》上的一篇兩千多字的社論，這就是所謂的《脫亞論》。

“脫亞入歐”這個說法，就是福澤諭吉首先提出來的，《日本政治史》的年譜中，專門給這件事列了條目，編入了在1885年發(fā)生的重大事件中，可見其重要性。

《脫亞論》在當時就已經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而且其影響也不可不謂之深遠。

《脫亞論》的觀點，是把日本作為新興的文明國，明確地把日本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關系，描述為文明與非文明的關系。

福澤說：“何時，日本一度光耀國威，制御印度人、支那人，不但仿效英人，而且辱其英人，而將東洋權柄掌握于吾國手中?！?

《脫亞論》指出了文明是“利害相伴且利勝于害”。福澤諭吉覺得文明是西方的智德，那么文章中的文明談的實際上是現代化這個問題?，F代化的正當在哪里呢？關鍵就落在了“淘汰”上面。那么抵制文明，習古不化的幕府自然就是“廢之無妨”。而維新政權站在了過去幕府的對立面上，正是與文明的統(tǒng)一。當現代化獲得了正當性的同時，新政府的合法性就不言而喻了。

福澤筆下的亞洲主要代表國家是指日本的近鄰，號稱禮儀之國的中國和朝鮮。在他看來，兩國“盡染陋教俗而異于我國”“于此文明日新之世，尚以儒教語人，以仁義禮智教人道德墮地，殘忍無恥”“難持獨立之身”。而這些陋習在他認為也是過去日本也有過，只是因為“漸脫亞陋而始入西新”而已。

脫亞入歐，日本選擇了與中國文化進行決裂。

明治維新時，漢學一度被剝奪了教學權，雖然不久又得到恢復。

1896年，日本學者竹越與三郎著《二千五百年史》，該書以1867年的大政奉還為新文明國日本的出發(fā)點，并以此為回溯歷史的起點而敘述的日本文明史。書中日本以試圖支配世界的近代歐洲文明的嫡系自居，將脫亞入歐這一理論推到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