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李約瑟見到他心目中的“偉大的政治家和學者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以及躺在病床上的“兒子媳婦”林徽因并作了簡短交談后，這對夫婦出眾的才華和林徽因的美貌，令李約瑟大為驚喜并出人意料地露出了笑容。對方當著眾人的面表示自己能與梁、林夫婦在李莊這個偏僻的小鎮(zhèn)上相會，感到非常高興和自豪。同時李約瑟也沒忘記以英國紳士的風度，夸贊一番林徽因那帶有愛爾蘭口音的英語，林受到夸贊當然高興得不得了，她在信中對費正清夫婦說：“我從不知道英國人對愛爾蘭還有如此好感。”這個時候的梁、林夫婦尚不知道，愛爾蘭正是李約瑟生命中最難忘的成長之地。林徽因的愛爾蘭口音，正好給予對方他鄉(xiāng)遇故知的知音之感。在戰(zhàn)亂流離的異國他鄉(xiāng)，能遭逢如此快事，作為對故鄉(xiāng)懷有深情眷戀的李約瑟焉能不露出真誠的笑容？

吃飽喝足之后，李約瑟詳細觀看了營造學社的研究課題，親眼目睹了在如此艱苦卓絕的環(huán)境中研究人員的工作態(tài)度，心靈受到強大震撼，他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下了這樣一串預言式文字：“如果戰(zhàn)后中國政府真正大規(guī)模地從財政上支持研究和開發(fā)，20年左右后，中國會成為主要的科學國家。中國人具有民主的幽默感和儒家高尚的社會理想。認為中國人會屈從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誘降是不可思議的?！盵11]

后來的事實證明，李約瑟的預言說對了一半，20年后的中國大陸盡管有了原子彈和氫彈，以及足以鎮(zhèn)壓一切敵對勢力的堅硬坦克和裝甲兵器，但離“科學國家”還有一大段距離，更談不到“主要”和進入世界發(fā)達國家的主流。而國民黨控制的臺灣孤島，其科學的發(fā)展同樣緩慢得令人感到窒息。1962年2月24日，當臺灣“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五次院士會議欲選舉新一屆院士時，李濟在演講中曾對臺灣的科學前景作出了“不敢樂觀”，且有些悲觀的論調。盡管主持會議的胡適大不以為然，未過幾分鐘便倒地不起，但仍然無法改變殘酷的現實，中國海峽兩岸在抗戰(zhàn)勝利的半個世紀之后，仍然沒有成為一個世界公認的、規(guī)范的“科學國家”。倒是后一點被李約瑟有幸言中，中國人民不但沒有屈從日本侵略者的誘降和血腥屠殺，最終以民族的堅強與韌性，于腥風血雨中取得了抗戰(zhàn)勝利。

6月13日，李約瑟來到位于李莊鎮(zhèn)張家祠內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進行訪問，同時作李莊之行的告別演講。演講之前，一個意外插曲的出現，給眾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便是陶孟和與傅斯年兩個冤家對頭擯棄前嫌，握手言和。

◎?由決裂到言和

盡管陶孟和是傅斯年的師輩人物，傅卻一直不把陶當長輩看待，除了前面早已敘述的陶孟和所率領的隊伍，并非是梁山晁蓋、宋江那幫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龍山入伙的魯智深、楊志、武松等強勢集團，而只是如少華山入伙的史進、朱武等輩，雖踏進梁山大門，卻一直未能取得各門各派武林高手敬慕。更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領的這支滿身“土包子”色彩的隊伍，多少年來一直未有大的改觀，歐風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頗有風刮不透、水潑不進的頑石狀加外來單干戶的味道。在藏龍臥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這支隊伍也只能是謹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居于花和尚魯智深、黑旋風李逵、矮腳虎王英，甚至一丈青扈三娘，或蒸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孫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與此相反的是，作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種先到為主，占山為王的霸氣、驕氣與傲氣“三氣”疊加之態(tài)勢。正如時任《中央日報》主筆的程滄波所說：“我與孟真接觸頻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時，當時南京成賢街的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蔡先生常常住在里面，我常去盤桓，和楊杏佛陪著蔡先生吃飯的機會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飯的，在飯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壺紹興酒，大概是六兩。蔡先生一個人獨酌，我們陪他吃飯。蔡先生酒吃完，接著吃幾塊烤面包。孟真也常去吃飯，當時孟真見著人，總是昂起了頭，有時仰天噓幾口氣，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