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郭沫若的反復和善變，胡適有過若干次親身領(lǐng)教。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適改詩》，將胡適在抗戰(zhàn)使美時贈陳光甫詩中的一句“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拼”字改作“奉”字，以此諷刺胡適奉了蔣介石之命，做了國民黨的過河卒子。胡適看到這首改詩的文章后自是耿耿于懷，但也僅限于“懷”，尚沒有憑借自身的影響和權(quán)力進行反擊和報復。[21]學術(shù)界人士看到的是，這年5月，胡適仍慨然主張把郭沫若列入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候選人名單中，且在后來評委會審查中為郭大聲疾呼，終使其過關(guān)斬將沒有落選。1948年2月，郭沫若再作長文《駁胡適〈國際形勢里的兩個問題〉》。一個月后，81名院士選出，郭沫若榜上有名。同年5月，郭沫若在香港《華商報》發(fā)表《“三無主義”疏證》一文，竟大罵胡適“無恥！無恥！第三個還是無恥！”在此之前和之后，無論胡適為其作如何親近與大度的表示，因為政治的需要和關(guān)乎自己的利害得失，郭沫若不會對胡表示感激之情，更不會不識時務地報以好臉色。他以嚴厲批判的方式表示對昔日朋友的無情，似乎這樣才能突出自己革命立場的堅定，并有可能得到中央當局的信任。而如今，面對跑到美國的胡適以及最高領(lǐng)袖批胡的指示，郭沫若的態(tài)度自是更加理直氣壯與豪氣萬丈。

繼郭氏之后，號稱正宗的“馬列主義史學健將”的范文瀾，自然不能落后。在中國科學院召開的批胡大會上，已是62歲高齡的老范頭發(fā)言道：“日寇要‘征服中國民族的心’，當然非借重‘領(lǐng)導文化教育運動’的當今孔子胡適不可，胡適的身價當然可以漲價萬倍。也許是日本帝國主義比美帝國主義聰明，看透這個奴才的不中用。不管兩個帝國主義誰愚蠢誰聰明，反正胡適是一個裝扮成當今孔子待價而沽的漢奸賣國賊。”[22]

在炮聲隆隆、彈片橫飛的討伐運動中，迫于巨大的社會政治壓力，殘存于大陸的“胡適派文人”，以及學術(shù)教育文化界大小人物紛紛表態(tài)，誓同胡適徹底決裂，并把手中的鋼筆或圓珠筆當做投槍、匕首，向遠在大洋那邊的胡適紛紛投擲而去。

同年12月，被魯迅譏諷為“李天才”的北師大中文系教授李長之，在《胡適的思想面貌和國故整理》長篇檄文中，用他那與眾不同的“天才”筆法，先聲奪人，上來就是一個大問號：“胡適是什么樣的人？”緊接著回答：“胡適是一個頑固的反革命分子。他自己說過‘我們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在羅列了一系列胡適如何混賬的“證據(jù)”之后，李長之著重指斥胡適“到處販賣個人主義”，“他把個人提高到如此的地位，認為日本之所以一躍而為‘強國’，‘只因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xiāng)隆盛等幾十個人的努力’。因此，他有‘傳記熱’。由重視個人而藐視群眾，敵視群眾，由不避‘反革命’之名而走上反革命之實，這就是胡適的發(fā)展道路”。最后，李長之以他一貫的虛張聲勢、借以嚇人的行文手法做振臂高呼狀：“是的，‘短兵相接’了。我們要迎接這個戰(zhàn)斗！迎接這個包括自己思想在內(nèi)的戰(zhàn)斗任務！” [23]

戰(zhàn)火已經(jīng)燃起，短兵相接了！作為與胡適最親近的門生故舊也該投入戰(zhàn)場，撕破臉皮真刀真槍地直接展開肉搏，給“當今孔子”胡老師放放血了。向來受到胡氏寵愛的入室弟子羅爾綱率先站出來發(fā)難，說：“1950年，我又從家鄉(xiāng)回到我的單位。那時陶孟和先生已經(jīng)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他來南京，對我說胡思杜寫有篇《我的父親》同胡適劃分界線，寫得很好，叫我看看。那時初解放，我在家鄉(xiāng)未經(jīng)學習，還不懂得什么叫劃分界線。而胡適的問題卻正在沉重地壓在心頭。我聽了孟和先生的話，立即去圖書室借了《人民日報》來看。我看后啟發(fā)我認識到胡思杜與胡適還可以劃清敵我界線，我做學生的，更可以與老師劃清敵我界線了！從此解決了心頭的難題，豁然開朗了。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師，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師了！”[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