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立憲是最響也最持久的呼聲。后世把當年推動改革的人稱為立憲派，其實，在當時朝野上下，像點樣的官紳和紳商差不多都是立憲派，更不消說那些留洋回來的、新學堂出來的學生仔了。光緒二十七年初（1901），西太后和光緒尚在避難地西安，新政就揭開了序幕，第一項改革，就是把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改成外務(wù)部。這是迫于洋人的壓力，經(jīng)過義和團圍使館這么一鬧，洋人不再容忍中國人當阿Q，明明一個外交部門，偏要宣稱“總理各國事務(wù)”，好像把洋人家里的事兒都管了似的，于是中國終于有了一個跟西方接軌的政府部門。其后拖拖拉拉，幾年動靜不大，無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當年戊戌維新的舊稿。但是這一抄，抄得康有為、梁啟超及其門徒很興奮，立馬高調(diào)鼓吹立憲。民間輿論也跟著熱鬧，依托租界的報紙，差不多都在跟著辦在境外的《新民叢報》的調(diào)子走。走在改革前列的人們，已經(jīng)不滿足于改改官制，出臺幾項獎勵辦學和工商的政策了。他們要求，制度要有一個根本上的變動，正經(jīng)八百地跟西方接軌。

到了1904年，俄國人和日本人在中國的東北打了一仗，這一仗，日本贏了，贏得很體面。在我們的教科書上，這是中國的恥辱，說人民都很憤怒，但是在當時，很多下層中國人，比如馬賊張作霖和馮麟閣之流，在給日本人做密探；當然也有一些人在給俄國人做密探，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砍了頭，還被拍成了新聞片，不巧讓在日本留學的魯迅看到，沮喪得讓他棄醫(yī)從文，這已經(jīng)是后話了。我要強調(diào)的是，當時另一部分生活比較優(yōu)越的中國人，尤其是熱衷于改變的中國人，其實對日本人戰(zhàn)勝很是興奮。因為此前，凡是持保守觀點的人，都認為俄國能贏，而主張變革的人，大多認為日本能贏。日本的勝利，在變革派看來，不僅給黃種人爭了口氣，而且說明，在落后的東方，只要堅持變革，就可以由弱轉(zhuǎn)強，而變革的關(guān)鍵，大家公認是立憲。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國也能。從前甲午年，日本打敗中國，已經(jīng)讓國人舉國震驚，這次居然連西方強國俄國也打敗了，國人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

這一驚，也驚到了在頤和園納福的西太后，因為自日俄和約簽訂，宮門之外就不那么清靜了。不僅張謇、湯壽潛這樣的名紳開始鼓噪立憲，連朝廷的達官貴人，也坐不穩(wěn)椅子，食指大動，思有所為。袁世凱和瞿鴻禨在官場上是政敵，明爭暗斗無日或無，但此時卻一致認為，我大清該立憲。甚至連名聲一直不大好，卻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懿親慶親王奕匡，也附和袁世凱，半吞半吐地說著立憲的好話。地方大員，分量很重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周馥，也都對立憲表現(xiàn)出相當?shù)臒崆?。奏請立憲的折子，就這樣一個又一個地擺在了西太后老佛爺?shù)陌割^上。

西太后老佛爺自逃難歸來，腦子已經(jīng)變得很開通了，整天跟一群西洋貴婦（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慣也忍著，還時不時地賞她們一點中國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質(zhì)層面的玩意兒進來，對這老太婆來說，最擔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動蕩。立憲究竟會怎樣，心里還是沒底。這時候，一個人進入了她的視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學法律政治科畢業(yè)，回國應留學生考試，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進士頭銜。此人后來在五四運動中，成了著名的親日派賣國賊，但是在1905年，尚無此惡名，在政府里地位雖然不高，卻是屈指可數(shù)的幾個能干的“知日”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