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抱成見的旁觀者看來，律勞卑早先的經(jīng)歷，并未清楚表明他適合擔任外交使命。在潛心畜禽飼養(yǎng)之前，律勞卑一直是海軍軍官，曾以海軍軍官候補生的身份參加過特拉法加爾戰(zhàn)役。律勞卑效力于愛冒險的鄧多納德勛爵托馬斯·科克蘭 科克蘭遠征使之成為霍恩布勞爾、杰克·奧布雷等小說中英雄人物的原型 并在科克蘭手下升任海軍上尉。日后，律勞卑與科克蘭家族聯(lián)姻。對于律勞卑的外交生涯來說，始終籠罩在科克蘭的權勢之下，并不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因為科克蘭雖然是個好戰(zhàn)的優(yōu)秀海員，卻極難相處、缺乏風度、固執(zhí)己見。律勞卑勛爵行事唐突，是個出了名地虔誠的長老會派，同時也不具備同入世而老練的中國人打交道所應有的素質。他在貿(mào)易、外交和亞洲事務上肯定毫無經(jīng)驗可言，卻又深信這樣一點：遭人非難恰恰是承擔談判使命的最佳理由。最后，律勞卑勛爵是紅頭發(fā)，而按隨使團前往廣州的唐寧博士的說法，中國人對紅頭發(fā)抱有“一種特殊而刻毒的憎惡”。6

但是，至少有一個人絲毫不懷疑律勞卑勛爵具備擔任國王陛下首席駐華商務監(jiān)督（年薪6000英鎊）所需的各項品質，此人正是這位紳士本人。1832年5月23日，他在上院就《海軍法案》所作的演說就很能說明問題。律勞卑聲稱，服役的軍官不管多么缺乏經(jīng)驗，都65非常適合擔任公職：“那種身份的人在處理事務時比其他人更干練、更有效，他們在10分鐘內(nèi)做的事，要比公職部門培養(yǎng)出來的任何一位尊貴的貴族在許多個小時里做的還多 個人品質足以確保他們能夠恰當?shù)芈男腥魏我粋€崗位的職責”。7

律勞卑的看法并沒有贏得大家的贊同，托利黨的《晨郵報》尤為刻薄地嘲諷律勞卑的任命：律勞卑勛爵“對廣州港和將在那里執(zhí)行的異常棘手之使命的了解，同一頭猩猩一樣多”。律勞卑的任職“對于經(jīng)驗豐富、品行端方的紳士來說，無疑是個侮辱和明顯的不公，這位花花公子般的貴族極為可恥地騎到了他們頭上”。

為了掌管使團的那些令人厭煩的瑣事，律勞卑配備了兩名同事，約翰·弗朗西斯·德庇時和喬治·貝斯特·羅賓臣爵士，分別擔任第二和第三商務監(jiān)督。德庇時作為即將卸任的大班特派委員會主席，已經(jīng)在廣州就任新職。日后，德庇時曾任首席商務監(jiān)督和香港新殖民地的總督，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德庇時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這要得益于其家族與東印度公司以及巴麥尊勛爵的關系，他的家族“與公司董事會關系密切”，而巴麥尊更是看著德庇時長大的。8

德庇時曾隨阿美士德使團出使北京，1827年進入大班特派委員會，1832年當上委員會主席。德庇時精通多國語言，具備罕見的關于中華帝國外交政策的第一手知識，又有長達20多年的商業(yè)經(jīng)驗。1829年，他曾給英國下院對華貿(mào)易特別委員會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委員會作證時，強調大班在維持穩(wěn)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必須組建一個有效的替代機構，這個機構應該具備類似他本人所擁有的素質，其中包括他尤為強調的精通漢語。中國人 認為“所有戴帽子、穿大衣的民族都屬于普通民族，而英國人肯定被他們視為這些民族的首腦” 期待英國政府派出一個使團，使團首腦應當是擁有豐富經(jīng)驗的權威人士，能夠條分縷析地處理任何可能出現(xiàn)的爭論，并能用滿清官員的語言進行交涉。9

德庇時頗有語言天賦，早年在廣州時曾收集4500個漢字，翻譯成英文和拉丁文。德庇時被任命為第二商務監(jiān)督（年薪3000英鎊，他嫌太少），想必他覺得自己才是使團的真正首腦，因為第三商務監(jiān)督委實無足輕重。喬治·羅賓臣爵士被公認是個大班，但他66級別較低，當上大班的日子也不長，除了給上司添麻煩之外，他在廣州沒干多少事情。然而，盡管羅賓臣膽小怯懦而又夜郎自大，他卻是位從男爵，而且是一位伯爵的孫子（雖然是個私生子），在19世紀30年代的英國，這兩重身份中的任何一項都是不可小覷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