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贊對勒戈著作的敬重，沒有使他在馬塞爾·勒戈學習小組感到特別欣慰。他支持教育和社會的精神價值更新，但他聲稱不理解而且不大同情很多成員的虔誠。就個性而言，他更傾向于具有文化導向的《精神》雜志，而非各種派別的公教進行會。

從1932年開始，在促使勒戈這樣的在俗信徒作為獨立的基督教徒進行公眾辯論的精神中，《精神》雜志對教會機構來說，既是驕傲又是障礙。很快，該雜志成為直到今天仍然受歡迎的主要的知識分子雜志；但是它的立場，特別是政治與經濟問題的立場，比教會寬容的立場更加激進。在創(chuàng)立者埃馬紐埃爾·穆尼耶領導下，該雜志迅速具有了法國天主教徒的自由意識，并努力在內容與形式方面提供其所宣揚的整體文化模式。

在形式方面，每期雜志都可以發(fā)表多篇關于政治、文學或哲學的長文；對當前政治與文化事件及藝術事件的評論；每周刊登一篇圓桌討論會報告，該雜志的所有合作者都可隨意討論一些熱門話題。巴贊關注《精神》雜志關注的所有領域（藝術、政治、哲學、神學、經濟學）；更重要的是，他關注《精神》雜志看待這些領域的總體方法。

羅歇·萊納特是《精神》的作者之一，他的廣泛興趣與優(yōu)雅風度尤其讓巴贊著迷。萊納特是一位來自蒙彼利埃的熱情的年輕人，是該雜志最初的政治事件月史的貢獻者之一。他得到這個職位，并不是因為他在政治科學方面受過任何訓練，而是因為他是警察局的夜間值班員并可查閱檔案。1934年，萊納特開始認真而定期地撰寫關于電影的文章。很快，兩位對這種新藝術同樣感興趣的基督教知識分子——莫里斯·若貝爾和瓦萊里·雅耶——加入他的行列。十年間，三人共同發(fā)表了最新穎和最精致的電影評論。由于每月都能在《精神》雜志讀到電影專欄，巴贊開始認真考慮電影問題。1938和1939年，巴贊對電影的興趣是偶然的，他之所以讀萊納特的評論，主要是因為這些評論發(fā)表在《精神》雜志；但對當時的巴贊來說，萊納特是唯一可以作為楷模的電影評論家。巴贊認為，萊納特以及路易·德呂克與謝爾曼·杜拉克，是“為數不多的賦予法國電影良知的人”。

萊納特發(fā)表在《精神》的文章，成為巴贊將在十年后發(fā)展的理論的核心。萊納特的評論以及“偶然”撰寫的電影文章，展現了將在以后引導巴贊思想的相同的現實主義趨勢。他對電影理論的主要貢獻，是一本由五篇文章組成的《觀眾小手冊》。在這個小手冊里，萊納特試圖解密電影藝術的工藝，消除電影制作者與觀眾的隔閡，希望外行人拋棄他們對這種媒介及其產品的畏懼，這樣他們就會要求看到有趣以及有意識的電影。萊納特本人已經表達了類似的要求。與大多數其他法國知識分子不同，他將聲音的發(fā)展看作電影藝術史上的一個重要成就，因為聲音的發(fā)展強調拍攝的主題，勝過強調電影影像本身的質量。萊納特輕視那些自我炫耀的技術。他拒絕承認愛森斯坦是“偉大的電影修辭學家”，堅持認為攝影的目的不是操縱修辭，而是“錄制現實”，以及表現有價值的主題。

萊納特并非第一個提倡將電影與現實緊密聯(lián)系的理論家，但在巴贊之前他毫無疑問是最敏銳的一個。在《觀眾小手冊》結尾，他直接質疑電影與藝術的聯(lián)系，他的質疑方式充分預見了巴贊即將傳播的理論。

鏡頭給電影人帶來的是殘酷的素材。即使主題可能是虛構的，即使你已經訓練了一些演員，也不能改變什么。演員應該以最自然的方式表演，因為展現在屏幕上的現實的力量，即使最輕微的風格的仿效，也會十分明顯。

拍攝過程中,“場面調度”自身的作用，要給人以沒有“場面調度”的感覺。不要通過表演和布景尋求“意義”，而要通過簡單的“描摹”。不要人為的藝術表現，而要摹寫的技術效果。準確地說，由于這種原始的現實主義，場面調度自身的作用并不存在于電影的材質或藝術（也許我可以這樣說）中，僅僅存在于關系、對比與省略中。

這里，萊納特提出了一個真正激進的觀點：電影的首要價值的實現，不是通過成為藝術，而是通過使自己適應事物的本來面目。我們不應通過電影進行“象征”（這是修辭學，是演講藝術與傳統(tǒng)藝術的模式），而應通過電影進行“摹寫”。萊納特堅持認為，電影制作者要謙卑，使用電影時不要當人類的老師，而要當萬物的學生。萊納特聲稱，電影的主要特征是省略而非隱喻，旨在強調電影并非以一套符號替換另一套符號的象征系統(tǒng)（如同古典電影美學相信的那樣），而通常是被用來試圖展現有意義的事物的局部景觀。

萊納特成為巴贊的一個榜樣，不僅因為他的電影立場，更因為他的電影觀點源自一種宏大的世界觀。其實，萊納特為《精神》雜志寫作的最長的文章是一篇純哲學論文，這篇論文攻擊了馬里坦的狹隘和正統(tǒng)宗教。萊納特希望《精神》雜志丟棄基督教傾向，代之以不可知論。他爭辯說，不可知論對人格主義來說是一個更好的基礎，因為不可知論的唯一目的是人類精神的革命，因為它將世界描述成“神秘的”并且充滿“風險”。他建議說，人要想在這個世界上進行創(chuàng)造，就不應感覺自己是上帝寫作的小說中的一個角色，而應超越自我，以建設性的謙卑探尋存在的奧秘。萊納特的電影評論，融合了他的人生信仰。他攻擊修辭學的電影，因為他將人類想象成探尋的存在而非顯露的存在。他提倡以省略代替隱喻，因為他認為世界是神秘的，永遠不會完全顯露。他聲討他的時代的電影，因為這種電影拒絕冒險探索人類與自然的境況。

按照萊納特的觀點思考巴贊的評論是令人吃驚的。例如，羅列巴贊詳細論述過的電影導演，我們發(fā)現我們進入了萊納特的人格主義世界。奧遜·威爾斯表現了宇宙的神秘；羅西里尼宣揚通過自我退避而進行個人革命；讓·雷諾阿是卓越的人道主義電影導演，深切關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作用。在寫作關于這些電影導演的文章過程中，巴贊接替萊納特的位置，成為《精神》雜志的評論家，為電影研究注入了《精神》雜志的人格主義哲學，更確切地說，為電影研究注入了埃馬紐埃爾·穆尼耶的主導思想，穆尼耶是人格主義運動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發(fā)言人，是《精神》雜志的創(chuàng)建者與編輯，而且是唯一對巴贊世界觀產生最重要影響的人。

穆尼耶接受的教育來自柏格森和布隆德爾的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懷疑抽象的形而上學，相信人類的行為決定世界的進程。穆尼耶始終聲稱，人格主義并非一種系統(tǒng)，而是一種觀點和方法。它是一種態(tài)度，使人類處于兩種相反的哲學趨勢：系統(tǒng)化和唯我論。與黑格爾、馬克思和圣·托馬斯的龐大計劃相比，人格主義主張人類有更多的行動自由。

穆尼耶不是以辯論反對形而上學（這樣將落入傳統(tǒng)哲學的陷阱），而是攻擊所有抽象的系統(tǒng)思想。他說，形而上學漂白了自然的所有神秘性與自發(fā)性，將自然簡化為麻木地實現某種預定模式或想法。此外，形而上學使人成為物，一種龐大計劃中的無足輕重的物，因此侵蝕了人的自由，而且將人絕對地定義為：

在這種非個人的理性面前，人被縮減為一個注定消失的有限的視點。這些哲學，因其普遍性的激情而令人感動以及令人信服……但是，這些哲學追隨的普遍性，并非人的世界的普遍性。

帕斯卡爾以來的存在主義者，比如穆尼耶，已經開始反對系統(tǒng)，他們當中的有些人如此反對這種自我定義，以至于將自己隔絕在沉默中。但是，帕斯卡爾、克爾凱郭爾、尼采、海德格爾，還有青年時代的薩特，以希望為代價堅守自由。他們如此徹底地拒絕自然與他們的同伴提供的可能性，以至于他們當中的信教者乞求超自然的光芒，使他們英勇地否定萬物的永恒勝利，現代無神論存在主義者卻宣告他們的勝利，以毀滅之名但不無視毀滅。

穆尼耶感到，這些對系統(tǒng)化的英勇反應是過度的反應。對他來說，悲觀主義與唯我論是浪漫的，以永恒的黑暗取代永恒的光明，對我們所有人的處境來說是另一種不公正。穆尼耶認為，這兩種對世界的反應都是專橫的，因為它們都急于對事物的終極本質作出結論。人格主義拒絕作出這樣的結論，意在忠于人生的模糊性與令人迷惑的希望。由于堅決避免任何形而上學觀點，人格主義成為一種道德計劃，通過這個計劃，人完全可以在一個模糊而神秘的世界背景下實現自己的人性。行動是必須的，因為人類自身以及人類世界不得不行動，目的在于以其發(fā)現的周圍的物質進行建設，并以其能夠聚集和支配的光芒凝視周圍的世界。

巴贊為穆尼耶號召的建設性行動吸引，這個號召回應了模糊的以及表面看來無意識的宇宙，而且他最終將在電影研究中發(fā)展這個號召，攝影機成為燈籠，電影人打著這只燈籠窺視黑暗，搜尋價值的微光。巴贊認為，真正的電影人通過“風格”獲得力量，風格如人，不是表達的事物，而是能夠探索外部世界的內在方向。

在巴贊采納的所有人格主義概念中，沒有一個比“恰當的方向”更接近他的電影理論的核心。電影人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就獲得了風格。風格保證他的手法的穩(wěn)定性。風格不是給予的，而是獲得的，是一種獲得的自我意識，類似于通過個體自我從世界中暫時隱退獲得的寧靜。然而，風格，就像穆尼耶所說的親密自我，只能通過專心致志的行動才能獲得它的存在。風格可以在隱退中得到發(fā)展并彰顯自己，但它是“為了世界”，而不是“為了自己”。風格和良心是神秘的力量（甚至像光），雖然字面意義是非實體的，但是它們能夠呈現和改變世界的實體。對穆尼耶與巴贊來說，如同對薩特來說，人類既沒有耗盡也不蔑視自然，而是適應自然，掌控自然，教化自然：“人類依靠自然而戰(zhàn)勝自然，就像飛機依靠空氣而飛向空中?！?/p>

1930年代后期，巴贊尚未開始思考人格主義作為一種電影理論的后果。他發(fā)現，穆尼耶的思想本身令人著迷，因為穆尼耶的思想以一種有力的方式，概括了我們一直稱為柏格森主義的傳統(tǒng)，而且因為穆尼耶的思想將這種傳統(tǒng)服務于個人與政治的改良。法國在陷入希特勒統(tǒng)治之前民心渙散，穆尼耶的寬宏與決斷完全爭取了巴贊，如同爭取了許多其他年輕知識分子那樣。

巴贊發(fā)現，他寫給《精神》雜志的評論或批評信總能得到穆尼耶回復。最終，巴贊因受鼓舞而創(chuàng)立了一個“精神小組”，目的是討論和傳播該雜志的思想。當時，已經出現了許多類似的小組，而且該雜志編輯部成員定期在這些小組之間巡回活動，發(fā)表簡短文章和回答問題。1939年春，巴贊邀請穆尼耶本人在圣克魯森林的一家咖啡館聚會。這是他們后來許多次會面的開端，穆尼耶以信心的力量和光芒為巴贊的支持辯護，如同他為很多其他人的支持辯護。巴贊總是對自己的個性感到自豪，他從來沒有真正成為任何人的思想的仆人，羅歇·萊納特覺得他“對穆尼耶的態(tài)度有所不同。這是兩個具有強烈個性的人物之間的會面與契合，穆尼耶的個性始終更為強烈”。

巴贊對《精神》雜志的忠誠從未動搖，即使在穆尼耶1949年去世后依然如此?！毒瘛冯s志為巴贊提供了全部背景——神學的、哲學的、政治的和美學的，為他從事的任何活動提供了全部背景。當他準備成為教師的時候，他帶領“精神小組”為教育改革而戰(zhàn)斗。當他后來成為電影評論家的時候，他在《精神》雜志的支持下做出自己的判斷。他的最偉大的論文發(fā)表于這本雜志，絕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