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曹禺老師在1951年借著開明書店要他重新出版劇作選集的機會，對《雷雨》、《日出》、《北京人》一一作了修改。其中，以對《雷雨》的修改為最大，最多。首先，修改的是魯侍萍，因為她是劇本里宿命論的代表者和體現者。為此，為了加強她與周樸園的堅決斗爭，說出了“你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強盜”、“有你這樣的父親就教出這樣的孩子（周萍）”的直白生硬臺詞，使其成為一個敢于直面反抗的具有斗爭性格的正面婦女形象；其次，把魯大海改寫成具有工人階級的品質，有團結有組織的罷工領導者，當場揭露周樸園背后有帝國主義的支持和與官府暗中勾結的陰謀；再次，為了把周樸園改得更加反動，增加一個人物即省政府的參議喬松生，與之相互勾結；最后，大力修改了全劇的結尾——周萍按照階級本性，不可能自殺了；周沖作為資產階級的開明子弟，也不必觸電了；四鳳是受壓迫、受污辱的窮家弱女子，值得同情，更是不要尋短見了。照此辦理，《雷雨》就已經根本不是大悲劇了，與原來的初衷和面目完全變了模樣。

我以為，文藝作品的精品也好，經典也好，都不是一個部門所能決定的，更不是一個個人所能決定的。現在有的電視劇剛剛開拍就被宣傳成“精品力作”，那只能被看作是自欺又欺不了人的“大忽悠”而已。那么，誰才能有權利決定這件事呢？回答是——歷史，以及觀眾（讀者）。比如，幾百年過去了，曹雪芹寫的《紅樓夢》，一如既往地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而且越看越有味道，每看一遍都會有更新的、更深的收獲，這自然是精品。與之相比，那些剛剛看完的戲劇，觀眾還沒有走出劇場的大門就已經忘記得一干二凈，又怎么可以稱之為“精品”、“經典”呢？

這里，不妨引上一段年逾古稀的作家王蒙的話：“我從上小學就看《雷雨》，加上看電影，看了七八次，許多臺詞——特別是第二幕的一些臺詞我已會背誦。我特別喜歡魯侍萍回憶三十年前舊事時說的‘那時候還沒有用洋火’這句話，我覺得現在的演員（不是北京人藝的朱琳）沒有把這句話的滄桑感傳達出來。我知道《雷雨》的情節(jié)與人物家喻戶曉。我的纏足的、基本不識字的外祖母，在我七歲時就向我介紹戲里的人物，她說魯大海是一個‘匪類’，而蘩漪是一個‘瘋子’?！彼€說：“《雷雨》已經在中國演了近七十年，七十年長盛不衰。這確實經典（即古典）之作，哪怕說此劇本有所借鑒，不是絕對地百分之百地原創(chuàng)也罷，只要戲好，就站得住，就大放光芒?！币苍S，這可以算作代表普通人的一種反應和看法。

我們不妨再看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反應和看法，周恩來總理光看北京人藝演出的《雷雨》就有七八遍之多。而且，也是可以把其中的精彩臺詞背誦下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