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知情者出面作證，人們總希望他陳述真情，而且是全部真情，除真情之外，別無其它，許多接觸過中國人的知情者，已經述說了中國人的真實情況，然而他們當中或許很少有人能夠只講真情，不摻水分，更沒有人講述過中國人的全部真情。任何一個人，無論他多么博學廣識，都不可能了解有關中國人的全部真情。所以，這卷書里的論文，要坦然正視來自三個不同方面的異議。

首先，人們也許會說，誰試圖把他關于中國人特性的印象轉述給其他人，那么他將是枉費心機。喬治·溫格羅夫·庫克(George Wingrove Cooke)先生，一位倫敦《泰晤士報》1857至1858年駐中國的通訊記者，可以像那時到中國去的任何一位作家那樣，有良好的機會觀察各種條件下的中國人，并且能夠得到那些資深刻重者的幫助，借助那些人的觀察獲得對中國人的正確理解。然而庫克先生在他書信集的前言中，對他描述中國人特性的失敗表示了歉意：“在這些書信里，我沒有采用精心描述中國人特性的文章。這是一個重大的疏忽。沒有一個題目能有這樣的誘惑力，沒有一個課題像這個一樣，能有更廣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可以充分使用精巧的假設，深刻的概括，堂皇的教義，所有末流的批評家，都可能斷然的蔑視我，因為我未利用這樣的機會，總結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事實是，為了整個中華民族，我寫了幾點中國人的優(yōu)良特性，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我寫作這睦文章的同時，眼前的中國人又以他們的言行粗魯地違拗了我的假說，為了真實起見，我連續(xù)燒了好幾封信。而且，我常和最著名而且坦誠的漢學家們談起這件事，發(fā)現他們和我一樣，認為從總體上以一個觀念概括中國人的特性是不可能的，然而，這些困難僅僅是那些實際上了解中國的漢學家才感覺到的；一個玲瓏的作家，對所寫的課題全然一無所知，卻可以輕而易舉地寫出一篇詞藻華麗但卻與事實正相違背的分析文章，雖然這種分析應該是嚴格真實，不附加主觀臆想的。某一天，或許我們可以獲得一些必要的知識，抓住中國人心中每個稍縱即逝的矛盾心理，估價其在總體中的分量與影響。目前，至少可以滿意的是，我避免嚴格的定性，只是用最突出的品性描述中國人(a Chinaman源注：這是一件令人吃驚甚至遺憾的事情，“a Chinaman”這個粗野的詞語似乎已經根深蒂固地植根在英語中，而把更恰當的詞語———Chinese排除在外。我們不知道中國的外國刊物哪一個是不用“Chinaman”稱呼當地人的，這個帝國的作家也沒有一個堅持避免使用這一詞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