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恐怖和狂歡化》（HorrorandtheCarnivalesque）一文中，芭芭拉·克里德指出“變形的身體影像是恐怖電影類型的核心”，原因在于“身體變形的可能性攻擊了意味著法律、理性、邏輯和真理的象征性秩序的基礎?！?換言之，對激進的生物可塑性(malleability)和狂暴的肉體崩潰所作的電影再現，瓦解了被認為是“不變”的或“自然而然”的（民族的、文化的和性別的）身份認同觀念。即使是一些不定地持保守、反動或不妥協的主觀立場的藝術和文化評論家，也調動這種修辭來使其政治意圖具體化。例如，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一套關于“怪物”和危險變形的話語，正潛在地對日本所謂的“現代化”的詮釋權展開爭奪。明治維新時期是一個動蕩的年代，那個時候，日本出現了相對孤立主義的典范（paradigm），它不但是對西方文化和軍事帝國主義沖擊的回應，也是對明治維新所造成的快速工業(yè)化發(fā)展的回應。 正如RamieTateishi指出的，1890年代井上哲次郎 在他的關于妖怪學（Monsterology）的著作中，將怪物的隱喻和前“現代”的日本神學（或“迷信”）戒律的病理化（pathologisation）結合在一起，試圖使以“一場對妖怪力量的斗爭”的形式表現的“過往和現代的沖突”的觀念以及“迷信的根除 有助于一個健康、現代的日本國家的建立” 信念具體化?，旣惲铡ぐ保∕arilynIvy）在其描述19世紀中晚期一個越來越抽象（discrete）的日本人的社會性身體（socialbody）被建構過程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類似的觀點。艾薇特別將日本作為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自我身份認同和“受歐美力量主宰的威脅”觀念聯系起來。 在此意義上，我們才可能理解作為“完全現代”的“日本文化”的純粹觀念。 作為對殖民主義者的提議（overtures）的一個回應，一個內在于文化想象 甚至是作為西方文化物質和意識形態(tài)象征（trappings）的文化想象 而發(fā)展起來的、日本人確定的社會性身體的建立和維護，變得越來越廣為人知。

與井上哲次郎 這樣的作家形成對照的是，20世紀的日本學者和文化理論家，例如龜井勝一郎 和林房雄 等人，認為西方（主要是美國）文化的引進或侵入促成了“日本人生活中 整全（wholeness） 意識”的崩解 。按照這種看法，西洋化的力量具有造成畸變（deforming）和瓦解（disintegrating）的影響 ；西方文化的沖擊，瓦解了一個在精神上和社會上被編碼的“日本特性”（Japanese-ness）。這種日本特性，正如達利爾·威廉·戴維斯（DarrelWilliamDavis）指出的，已經被型塑（shaped）和再塑(reshaped)了“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在19世紀中葉與美國堅船利炮的相遇及1868年明治維新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即使到了今日，在同盟國的軍隊（美軍）占領日本并進一步推動西方文化霸權繁殖過了半個世紀之后的今日，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日本人想要恢復一種可感知的社會凝聚力觀念的沖動仍然存在：

在當代日本，仍然存在不屈不撓的沉醉于“回歸”到“源點”的企圖：這是一個由國家精心組織的企圖，它的目的是通過復興“失去”的傳統(tǒng)來反抗現代性本身，以及利用在“異質化”（heterogenous）的現在呼吁“同質性”(homogeneity)的宏大編碼，來補償社會的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