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興奮，有一部分源自我在過去四年里作為反對黨領袖與范圍廣泛的國人進行的接觸。他們比那些統(tǒng)計學家們描述的要好得多：更有活力、更加獨立、對國家的衰落更感到憂慮，而且比我在議會里的許多同事更愿意承受痛苦的措施以扭轉這種衰落。我知道，與冒著社會主義者對我們發(fā)起的攻擊而繼續(xù)前行相比，如果我們通過一個"U"型大逆轉來背離我們奉行的、激進的保守主義所做出的承諾，那我們可能會招來更多的憎惡。很明顯，就像吉姆·卡拉漢一樣，我在大選過程中也感覺到，英國人民的政治感受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變。他們已經(jīng)決定放棄社會主義--30年的實踐明顯已經(jīng)失敗--而準備嘗試一下別的東西。而這一巨變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另外還有更個人化的因素。查塔姆有一句名言："我知道我能挽救這個國家，而且其他任何人都不能。"[4]把我自己與查塔姆相比確實有些冒昧，但坦誠地說，我必須承認我的興奮源自類似的發(fā)自內心的自信。

論背景和經(jīng)驗，我都不屬于那些傳統(tǒng)的保守黨首相。我不盲從，但可能也不太容易被變革的風險嚇壞。我的一些資深的同事，那些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走向政治成熟的人，對政治可能持有一種聽天由命和悲觀的態(tài)度。他們也許太愿意接受由工黨和工會領袖們來可信地解讀人民的意愿。而我則認為，面對說同樣語言的人民，我不需要什么人來做翻譯。而且我認為，我們有著同樣的生活，這本身就是一個真實的優(yōu)勢[5]。我感覺，過去的生活經(jīng)驗讓我很適合迎接未來的斗爭。

我成長在一個不算貧窮、但也不很富裕的家庭。為了能夠偶爾享受一下奢侈，我們家每天都必須精打細算地過日子。我父親是一個雜貨商，這一家庭背景也常被引用來作為我的經(jīng)濟哲學的基礎。事實確實如此--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但是，他的原始哲學并不只是包括以星期為單位來量入為出地過日子。我父親不光是一個務實的人，還是一個講究理論的人。他喜歡把我們位于街角的雜貨店的生意與復雜得多的國際貿易聯(lián)系起來；而正是國際貿易雇用了世界各地的人們，從而能夠確保位于英國格蘭瑟姆小鎮(zhèn)的一個家庭的餐桌上擺有來自印度的大米、肯尼亞的咖啡、西印度群島的糖和產(chǎn)自五大洲的調味品。在我讀到那些偉大的自由經(jīng)濟學家們的著作之前，我就從我父親那里了解到，自由市場制度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靈敏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它對來自全世界的信號做出迅速的反應，以滿足人們不斷變化的需求，而不管他們處在不同的國家、屬于不同的階級、有著不同的宗教信仰，也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如何。如果政府有意干涉一個小商店的信息，由于它自己也是在黑暗中摸索的一股"盲力"，所以必然會對市場起到阻礙而不是促進作用。在接下來的40年里，英國的經(jīng)濟歷史證實并且放大了我父親的務實經(jīng)濟學的幾乎所有的方面。事實上，從我年齡很小的時候起，我就具備了這種精神面貌和分析工具，并最終借此重建了一個被國家社會主義破壞了的經(jīng)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