郅都升任帝國中尉，這一官職在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稱為一個更加響亮的名號叫做執(zhí)金吾，負責(zé)京師長安的治安。以后，寧成、趙禹、王溫舒、尹齊、杜周、尹賞等帝國重型酷吏，將依次執(zhí)掌這一關(guān)鍵崗位。

史傳中并無過多關(guān)于郅都任職中尉期間的詳細案例，但他顯然沒有辜負景帝的期待。三年以來，中尉郅都已經(jīng)成為執(zhí)法最為嚴厲的帝國官吏，執(zhí)法之堅決從不因為罪犯位列宗室、公卿而有所回避。這種一視同仁的嚴酷已經(jīng)滲透進郅都的血液，執(zhí)法者的身份使他自覺不自覺地，在每一刻都要與所有官員分庭抗禮，即使見到百官之首的丞相周亞夫，郅都也僅是簡單一揖；列侯、宗室與郅都碰面，再無人敢直視他的目光。從此，郅都被稱為“蒼鷹”。景帝中二年（前148）三月，這頭維護皇權(quán)最為兇悍的帝國猛禽，奉命審理臨江王侵廟一案。

臨江王劉榮作為景帝十四位皇子中的長子登上歷史舞臺，鳳子龍孫的高貴血統(tǒng)雖然能夠帶給他錦衣玉食，卻也因此為他種下無盡的惶恐與死于非命的禍根。事實上，他的命運從來就沒有把握在自己手里：母親栗姬受到景帝的寵愛，他就被冊封為太子；四年后母親失寵，他就被廢為臨江王。

離開長安的劉榮，回到自己江陵的封國。也許是紈绔子弟的少不更事，也許是繼承了母親低下的情商，他在臨江國營造宮殿，竟然大膽占用了太宗皇帝也就是他的祖父文帝的宗廟中的土地。

本朝以孝治天下，故而皇家極為重視對先祖的祭祀，但透過這公開的說辭背后，實際另有隱情。

高帝十年（前197）八月，太上皇死后不久，朝廷詔令天下異姓、同姓諸侯王，在各自國都為太上皇立廟祭祀。此一政策就當時而言，更多是針對異姓諸侯王，借以樹立天子威嚴而消除其反叛意圖，維護劉姓一統(tǒng)江山{13}。出于同樣的考慮，文帝、景帝繼續(xù)這一政策。元年（前157）冬十月，景帝在登基之始即下詔，“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

劉榮侵占的正是臨江國為文帝所立的太宗之廟，祖父的在天之靈是否惱怒劉榮肯定不得而知，但是尚在人間的父親異常震怒。景帝詔令劉榮即刻啟程，赴長安中尉府說明情況。

暫且不必理會劉榮如何戰(zhàn)戰(zhàn)兢兢，接獲審訊任務(wù)的中尉郅都必定心生疑慮，景帝的做法并不符合司法程序。

帝國最高司法官吏乃是廷尉，同姓諸侯王歸屬負責(zé)皇族和外戚事務(wù)的宗正管理，重大案件一般又需要丞相等最高一級的官吏會同審理。文帝六年（前174）淮南王劉長謀反一案，即是由丞相張蒼、典客馮敬、代理御史大夫的宗正劉逸、廷尉賀、備盜賊中尉福等五人會同審理{14}。萬無單獨交由中尉處理的前例。

郅都一定很難斷定景帝到底要做什么，不過作為主管京師治安的中尉，他對帝國法律以及類似案件的審判結(jié)果肯定了然于胸，可以類比的、最接近的一個案件，就是申屠嘉彈劾晁錯一案。郅都知道那是晁錯在任內(nèi)史的時候，為了上朝不繞遠路就直接在京師宗廟的外墻上開鑿出一個小門。這與劉榮的罪行不相上下，關(guān)鍵是景帝接到丞相申屠嘉報案后的反應(yīng)，他強詞奪理說內(nèi)墻才屬于宗廟，而晁錯鑿穿的外墻根本不在宗廟范圍之內(nèi)。丞相在事后生氣地說，早知如此我就先斬后奏。這一抱怨明確透露出一個信息，要不是景帝赦免，這項罪名嚴格按照法律來辦一定是死罪。這也正是晁錯當年弄清楚的那一點，帝國法律體系的本質(zhì)即在于，無論條文規(guī)定如何清晰，最終的解釋權(quán)永遠掌握在皇帝手中，說穿了每一次重大案件的本身和結(jié)果，都不過是皇帝意志的體現(xiàn)罷了。

回到案件本身，劉榮本傳中記載的事前事后的種種跡象表明，輿論同情劉榮。

就在劉榮離開江陵封國赴京前，祭祖結(jié)束，登車準備出發(fā)，這時候車軸忽然折斷，當?shù)匕傩掌毡檎J定為兇兆。迷信說法背后暴露出來的真實信息，是當時社會輿論對劉榮赴京吉兇的判斷非常悲觀，如果這種判斷不是空穴來風(fēng)的話，有權(quán)力毀掉一個皇子的人除了景帝又會有誰？劉榮死后葬于藍田，史載數(shù)萬燕子銜土置其冢上。吝字如金的正史如此不惜筆墨編排故事，只能說明社會主流輿論認為劉榮罪不至死。劉榮死后獲得“臨江閔王”的謚號，一個“閔”字，將同情與憐憫溢于言表。

置身當時的郅都，不會不清楚這些情況，他也明白自己作為帝國頭號酷吏的名聲。問題在于，景帝明明知道自己執(zhí)法以嚴以重聞名，卻斷然將臨江王一案交由，而且是單獨交由中尉府審訊，這其中是否包含著什么不可明言的暗示？

也許就在這一刻，郅都相信自己判明了景帝的意圖。

臨江王的罪過，不在于他營造宮室侵占了太宗廟地，而是因為他曾經(jīng)做過四年皇太子的經(jīng)歷，可能構(gòu)成景帝死后影響帝國最高權(quán)力順利交接的不安定因素，居安思危的景帝現(xiàn)在要清除這一危險。

景帝首先是皇帝，然后才是父親，即位以來的驚濤駭浪已經(jīng)讓這個男人心如鐵石，哪怕犧牲自己的兒子也在所不惜。既然這不過是個可生可死的罪行，就必須要找到一個量刑嚴酷的人來加以審理，景帝選擇了郅都。

現(xiàn)在可供郅都選擇的，要么秉承景帝的意圖置臨江王于死地，要么為臨江王求情減罪。文帝時期的廷尉張釋之是他絕好的榜樣。文帝一次出行之時所乘車駕之馬被行人驚嚇狂奔，張釋之拒絕文帝殺死行人的命令，堅持按律處以罰金；另一次是盜賊竊取了高帝之廟的玉環(huán)，張釋之對文帝族滅盜賊的命令再次拒絕，堅持按律僅處死盜賊本人。

到底是一個冷酷無情、以帝王意志為意志的酷吏，還是一個可以堅持人倫大義、匡助帝王向善的社稷之臣，此時此刻，就在郅都一念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