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就算李建成為了防患于未然，打算徹底消除威脅他儲君地位的危險因素，那么他要對付的人也應(yīng)該是秦王李世民，而不是高祖李淵。因為直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李淵仍然是李建成最大的政治靠山，而且即便是在李建成多次違規(guī)操作被揭發(fā)的情況下，李淵仍舊一如既往地對他寄予信任，否則也不會在前往仁智宮避暑的時候命太子監(jiān)國、留守長安。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李建成串通楊文干謀反的目的卻是為了篡奪皇位。換句話說，他們矛頭所指正是李淵本人。試問，在明知道李世民對其太子之位虎視眈眈的情況下，李建成怎么可能動手推翻自己的政治靠山呢？除非他有絕對的把握將李淵和李世民一舉翦除，否則以李世民的軍事才能和在軍隊中的勢力來看，李建成這么做無異于是在自掘墳?zāi)埂?/p>

第三，退一步說，就算李建成真的鐵定了心要將李淵和李世民一網(wǎng)打盡，那么他的謀反計劃也應(yīng)該是首先在長安發(fā)動政變，徹底控制李淵，一舉消滅李世民（在后來的“玄武門之變”中，李世民正是一邊控制皇帝一邊翦除對手的），掌握了中樞大權(quán)后，再命令楊文干在外圍起兵響應(yīng)，這樣才能確保萬無一失。

可事實恰好相反，李建成偏偏是等到李淵去了仁智宮后，才讓楊文干在異地起兵，此時無論是李建成從長安發(fā)兵還是楊文干從慶州發(fā)兵，一路上都必須經(jīng)過高祖仍然有效控制的州縣，最后才能打到宜君縣的仁智宮。這不但是鞭長莫及，而且是打草驚蛇！暫且不說叛軍有沒有能力打到宜君縣，就算其占了先機，一路暢通無阻打到仁智宮，高祖和秦王肯定也早已揚長而去，并且極有可能調(diào)集了四方兵馬，給他們布下了一個天羅地網(wǎng)。所以說，這樣的謀反計劃是是十分愚蠢的。李建成縱然軍功不及李世民，可他也是開創(chuàng)李唐的元勛之一，其政治智商和軍事才能斷不至于如此低下！

就算我們換一個角度，假設(shè)李建成這么做是想趁李淵離開京師、朝廷空虛的時候奪取政權(quán)，那么這個謀反計劃是否就變得可行了呢？

很遺憾，這樣的設(shè)想同樣不能成立。

道理很簡單，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的李唐王朝，論政治號召力，高祖李淵依然是當之無愧的一號人物，他對政權(quán)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而論及在軍隊中的影響力和勢力，可以說整個李唐王朝無出秦王之右者。在此情況下，李建成就算控制了朝廷、占領(lǐng)了京師，他所得到的，無非也是一個政權(quán)的空架子和長安一座孤城而已。

而高祖和秦王就算身在宜君縣的避暑行宮中，同樣可以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牢牢把握這個帝國，照樣可以從仁智宮發(fā)出一道道對全國州縣具有絕對權(quán)威的政令和軍令。而這一切，當了多年太子、長期在李淵身邊協(xié)理政務(wù)的李建成絕對不可能意識不到。

綜上所述，李建成謀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資治通鑒》中關(guān)于這個事件的記載也是漏洞百出，存在太多違背邏輯和自相矛盾的東西。

所以，當代的一些學者在深入研究后也紛紛提出質(zhì)疑，最后作出了否定的結(jié)論。

如李樹桐在《唐史考辨》中說：“《通鑒》內(nèi)，有關(guān)楊文干反事連建成案的記載，必與事實不符。”

牛致功的《唐高祖?zhèn)鳌贩Q：“事實證明，楊文干造反與李建成沒有關(guān)系?！?/p>

黃永年在《唐史十二講》中說：“李淵既然對李世民‘恩禮漸薄’，而‘建成、元吉轉(zhuǎn)蒙恩寵’，建成又何必冒險用軍事行動來奪取政權(quán)？如真有其事，何以第二年李淵還派建成前往幽州以備突厥，毫無恩寵衰薄的跡象？足見統(tǒng)統(tǒng)出于誣陷增飾，不是事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