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這些原因,當讓人意志消沉的1963年開始時,保守黨人在選舉投票中已經落后得令人擔憂了。七月份時,工黨大約領先二十個百分點。十月初,哈羅德·威爾遜在工黨大會上發(fā)表了一篇關于“白熱化”的科學革命的演講,雖然用詞華麗而有些淺薄,但卻讓全國上下產生了豐富的聯(lián)想,至少評論家們是這樣。僅僅幾天之后,又發(fā)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在正在布萊克浦召開的保守黨大會上宣讀了哈羅德·麥克米倫在醫(yī)院病床上所寫的辭職聲明,此事立即引發(fā)了幾個領導人候選人之間的激烈爭斗。
于是,布萊克浦舉行的保守黨大會成為人們經歷過的最為激動人心的一次保守黨年會。整個氣氛鬧哄哄的,到處都是“嗡嗡”的聲音。最初的兩個競爭者是拉布·巴特勒和昆廷·霍格,雙方的支持者也都四處活動想盡辦法以爭取獲得優(yōu)勢。作為一名政務次官,我處在這個權力爭斗的魔圈的外層的外面。但是,我覺得勝利最終將是拉布的。他是個經驗豐富、有一定眼光的政治家,六年前以微弱的劣勢與領導人的地位擦肩而過。昆廷·霍格(他后來被封為黑爾什姆勛爵)的演講更加有力,在這方面也更有天賦,而且當時也以其怪異的判斷力而出名??傊?,拉布沒能抓住唾手可得的機會,在最后一次集會上所做的演講平淡無奇;而昆廷則抓住并搶走了最初一直沒有出現(xiàn)的機會。因此,當政客們在那個星期六登上開往倫敦的火車時,二人之間的競爭仍然未見分曉。
但是,如果要用軍事上的比喻來描述當時保守黨領導人“浮現(xiàn)”出來的微妙過程的話,可以說保守黨領袖之爭的真正戰(zhàn)斗在其他地方也正在進行。其中最微妙的過程是哈羅德·麥克米倫設法讓人們知道在霍格和巴特勒之間他更支持前者的那種方式,這樣,他就遏止了后者的勢頭,并為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的“浮現(xiàn)”打下了基礎。伊恩·麥克勞德打算在《旁觀者》雜志上寫一篇具有破壞性的文章,把黨內的權力核心圈如何拋棄巴特勒并按照麥克米倫的吩咐操縱一切的做法全部揭露出來。我非常敬佩伊恩·麥克勞德,還有伊諾克·鮑威爾,他們兩人后來都拒絕在新首相的內閣中任職。但是,對于他們對領袖產生過程和人選的批評,我不敢茍同。我當時認為,公開選舉必然導致黨內的公開分裂,為了避免發(fā)生這種情況,有些事需要說明。一般說來,我不主張僅僅因為有人提出了合理化的批評就去改變習慣和慣例。對我來說,與能否讓合適的人選來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相比,黨的領袖選出的方式是次要的——而我認為,已經產生的領袖就是合適的人選。
那次會議之后的星期一,我接到了議會督導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要我談談對挑選領導人的看法。我首先告訴他們,在拉布和昆廷之間我更支持拉布,因為在兩個人中他更有資格。他們隨后又問我對亞歷克的看法。這就向我挑明了一種我原先沒有預料到的可能性?!鞍凑照鲁踢@是可能的嗎?”我問道。他們給了我肯定的回答,于是我毫不猶豫地回答:“那么我堅決支持亞歷克?!?/p>
當時,我表達出的惟一有所保留的意見是,如果請女王來選擇一名首相,那么亞歷克就必須放棄他的貴族爵位去到補缺選舉中競爭一番了,而這樣的話,要想推斷選舉的結果可就沒什么把握了。但是我又補充說,這個問題應當由其他更有資格的人來考慮。然而,回想起來,我覺得還應該再加上一個條件。后來的事實表明,黨的核心權力圈已經沒有能力再賦予新“浮現(xiàn)”的人選以合法性了。這對亞歷克出任首相來說是一個不利條件。當新的體制宣布產生時,我也早就看到了它的必要性。
我敬佩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這并不是最近才發(fā)生的轉變。1960年6月他剛擔任外交大臣時,我曾向貝蒂·哈維-安德森(倫弗魯郡東區(qū)的議員)表示過疑慮。我認為從下院的大臣中應當能挑選出一個合適的候選人。此外,我還記得安東尼·艾登當初就是出于這些理由而公開拒絕把外交大臣一職給予索爾茲伯里勛爵。但是,貝蒂告訴我亞歷克相當出色,他能勝任這一職位。因此我決定從議會的議事錄中找出新任外交大臣的首次演講稿來讀一讀。他的講稿精辟地分析了東西方關系,強調了對蘇聯(lián)既要威懾又要談判的必要性,還強調了我們與美國的關系的重要性。無論是當時還是后來,亞歷克都極不尋常地把外交技巧與清晰的遠見結合在了一起。那些渴望成為外交大臣的人很多都明顯地帶有這樣一個傾向:總是把談判的過程本身看作是談判的目的,但亞歷克沒有表現(xiàn)出任何類似的傾向。他具備了一個完美的談判者具有的非凡的魅力、優(yōu)雅的風度和對細節(jié)的洞察力。
更重要的是,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是個顯而易見的好人——在為那些位高權重的職位考慮候選人時,好的品行的重要性是不應當被低估的。他還“不屬于任何階級”,這一點也是最完美的。你總能感覺到,他不是把你作為某一種類的人、而是作為簡單的個人來對待。當我與他談起有關寡居母親的救濟金這個讓人為難和煩惱的問題時,我發(fā)現(xiàn)他確實是在認真地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