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第一個問題，他們的認識是朦朧的。世界上有那么多思想精湛的哲學家，描繪過那么多理想人性的藍圖，究竟哪一個是最美好的楷模呢？兩個年輕人還無從判斷。對于第二個問題，他們則十分敏銳地發(fā)現(xiàn)，中國國民性格中最缺乏的是兩個東西，這就是："誠"和"愛"。

這種直覺的樸素的認識，正是后來魯迅對中國國民性乃至中國社會的全部科學認識的胚胎。如果不是一個對中國社會有相當痛苦的感受的人，是無法這樣深刻地認識到這種劣根性的。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沒有一個思想家與文學家，像他那樣一生從不知疲倦地無情鞭撻喪失"誠"的虛偽和踐踏"誠"的瞞和騙，也沒有一個思想家與文學家，像他那樣懷著那么深的祖國之愛與人民之愛，去揭露和抨擊那種毀滅人類之愛和人的尊嚴的封建專制，那種沒有人性的吃人的世道。盡管提出這種見解的時候，還是比較抽象的，然而，這是一種多么可貴的思想萌芽呵！

至于第三個問題，他們則認為中國兩次當了異族的奴隸是最大的病根，這種回答顯然是幼稚的。他們只看到元朝與清朝的種族壓迫，沒有看到幾千年來各個封建王朝都一樣沉重的階級壓迫。漫長的專制制度，使某些中國人失去了支撐誠實的力量，也使某些人們的情感變得冷漠，失去了人的最起碼的愛。

渴望著獻身祖國的魯迅，不僅為祖國的命運在思考著，而且很快地開始了他為祖國的第一次公開的吶喊。1903年6月，魯迅應浙江同鄉(xiāng)會主辦的、許壽裳編輯的刊物《浙江潮》的邀請，決定替刊物撰文。

1902年梁啟超在《新小說》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梁啟超認為，新小說是新政治的發(fā)端，它對于社會改革有著不可思議的強大力量，這給魯迅以深刻的印象。那時，《新小說》雜志特別推崇雨果，并刊登過雨果的照片，陳獨秀也翻譯了雨果的小說《慘世界》。魯迅此次從日譯本轉(zhuǎn)譯了雨果《隨見錄》中的一篇文章《哀塵》，發(fā)表于《浙江潮》第五期。同一期上，魯迅還發(fā)表了他譯述的小說《斯巴達之魂》。這兩篇處女作雖然還不成熟，卻展現(xiàn)了魯迅對苦難人民的同情心和熾烈的愛國之情。

《哀塵》原名《芳梯的來歷》。魯迅所譯的這一片斷，是雨果自己敘述在1841年目睹的一個下層婦女被污辱，被損害的事實：在一個雪花如掌的臘月天里，一個無賴少年紳士，無端地用雪球戲弄和襲擊一個窮苦女子，這個女子不得不自衛(wèi)時，巡警走來，他竟不顧是非，公開袒護有權(quán)勢的無賴少年，而判處被欺負的弱女子監(jiān)禁六個月。雨果通過這個故事，鞭撻了暗無天日的悲慘世界。

魯迅在這篇短短的譯文中，融進了鮮明的愛憎。他憎惡那個無端凌辱女子的無賴少年，把他的名字譯成"頻那夜迦"。這名字是印度神話中的一個惡神。魯迅把無賴少年視為兇神惡煞，而對被凌辱的窮苦女子卻滿懷同情，并對造成這些女子的不幸的罪惡社會表示極大憤慨。他在"譯者曰"中充滿激情地寫道：噫嘻定律，胡獨如此賤女子之身！頻那夜迦衣文明之衣，跳踉大躍于璀璨莊嚴之世界，而彼賤女子者，乃僅求為一賤女子而不可得，誰實為之，而令若是：……嗟社會之陷阱兮，莽莽塵球，亞歐同慨，滔滔逝水，來日方長。魯迅用他的第一個譯品表明：他的心，是屬于被損害的、苦難的兄弟姐妹的。

與《哀塵》同時發(fā)表的《斯巴達之魂》是一篇充滿著青年血氣的慷慨悲歌之作。寫作這篇文章，正是拒俄運動處在高潮的時候。4月28日，東京《朝日新聞》透露，帝俄已向清政府提出七條密約，公開撕毀1902年的《交收東三省條約》，拒絕從東三省撤軍，無理地要求把東三省劃歸俄羅斯版圖。這一消息引起在日本的留學生的極大義憤，4月29日，五百多名留學生在東京市神田區(qū)錦輝館集會，成立"拒俄義勇隊"，并致函清政府，敦促政府堅決抗俄。此信大義磅礴，詞色壯烈，并引述了古希臘城邦國家斯巴達英勇抗拒異族入侵的精神。信上說：昔波斯王澤耳士以十萬之眾，圖吞希臘，而留尼達士親率丁壯數(shù)萬，扼險拒守，突陣死戰(zhàn)，全軍殲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榮名震于列國，泰西三尺之童，無不知云。夫以區(qū)區(qū)半島之希臘，猶有義不辱國之士，可以吾數(shù)百萬方里之帝國而無之于?斯巴達這種寧肯戰(zhàn)死也不屈服的壯烈精神和沖天浩氣，正是當時被污辱的中國所需要的。因此，那時候愛國的思想家們都不約而同地鼓吹斯巴達精神。梁啟超所寫的長篇文章《斯巴達小志》，就是一篇最有分量的代表作。梁啟超稱贊雅典為文化之祖國，而斯巴達為尚武之祖國，雅典是十九世紀之模范，而斯巴達則是二十世紀之模范。由于它以尚武精神為立國第一基礎，所以它成了現(xiàn)代十幾個強大文明國的祖國。這位改良派的大將告訴人們，斯巴達精神乃是今日中國之第一良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