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君屢次對我說，中國現(xiàn)在已是團結，但仍須求得進一步的團結。我便說，你想進一步的團結，除了我這辦法還有什么辦法呢？我又問他，并問張聞天，假如國是國策定下來，則黨派問題即將得一根本轉變，是不是？他們都答復是的，那樣全國將可以成為一個聯(lián)合的大黨。

關于黨派問題，我從來認定中國社會形勢散漫，各黨說不上有什么截然不同的社會基礎，而從中國問題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務。因此，“絕不相容”只是人們的錯誤，而非形勢所必至；大家合攏來，乃是問題所需要，而形勢甚有其可能。不過解決黨派問題的主張，在當時我胸中尚未具體化，所以亦未向下商量，即到上面所談為至止。

所謂意見的交換，除團結統(tǒng)一問題略記于上之外，大致還有兩種：

一種是關于那時時局的。我在那時（1938年1月）眼見得崩潰之象，當然不免悲觀。他從國際方面、敵方、我方，三下分析給我聽，轉換我的悲觀見解不少。而說到當時各種問題的主張上，彼此多半相合，沒有相乖之處。事過境遷，記憶不全，記亦無味，從略。

再一種就是關于中國前途的了。我對于中國前途一向有我的見解主張。我要求確定國是國策，其意正在要認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著自己前途去走。而他們共產(chǎn)黨呢，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獨具之歷史眼光，當然他們對于中國前途是有他們之見解主張的。我有一套，他們更有一套。所以通宵達旦，談之不盡的就在此。

關于這一問題，彼此所見就不同了。假如他們是“三段論”，那么，我便可說為“一段論”。他們的三段，前文曾提到過。就是：在抗戰(zhàn)中實現(xiàn)民主，由于民主進步，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末了進步到共產(chǎn)。我所見如何？我認為中國政治上趨于民主化，和經(jīng)濟上趨于社會化，是同時的。其前進是同時前進，互相推動著前進，相攜并進，以抵于成。因為分不開，所以他們的前兩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為我只信社會主義，而不大相信共產(chǎn)，又少卻他們的第三段，于是我便成“一段論”了?！鋵嵲谖也o所謂“一段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