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當中國的沿海省份都專注于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所經歷的這場社會和經濟的重大變革的時候，澳門便站在了其古老歷史中的一個雙重接合點上，作為葡萄牙的一個前哨，它的歷史已經走過了450年。這個接合點，一方面涉及到這一地區(qū)的政治轉型：1999年12月20日，它將從葡萄牙人的政府轉變?yōu)橹袊拈T特別行政區(qū)政府；另一方面涉及到它的經濟轉型：它將融入到一個大中國區(qū)的經濟整體當中，與中國的廣東省相連，與香港和世界相連。澳門以不到50萬的人口（2005年官方估計的人口數(shù)是449，198人），享有令人羨慕的人均GDP：2003年達到了19，460美元。然而，這一人口分布從來就不完全是均衡的，這涉及到社會中出現(xiàn)了分離的葡萄牙人、土生葡人（歐亞混血人）和華人。這些社群相對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自古至今都在改變。值得注意的是，澳門居民當中，中國出生的人（占總人口的45%）與澳門出生的人（45%）持平，另外10%的居民則來自其他地方。根據(jù)2001年的人口普查，95%的澳門居民是中國籍，2%的葡萄牙籍，1%的菲律賓籍。但是，作為一座國際化的城市，每年有大量的游客涌入澳門，2004年達到了2，500萬(1)。

順理成章的是，這樣的政治人口統(tǒng)計學格局，對澳門的政治參與和行政管理來說，一直有著深遠的影響，正如這一地區(qū)不斷改變的人口統(tǒng)計學基礎和國籍基礎對它未來的政治和社會演變將會產生重要的后果一樣。本書所要講述的，正是澳門在整個漫長的歷史時期里，其政治轉型的各個階段，同樣還有它跟地區(qū)經濟和全球經濟的整合。

這座城邦在國際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基督教世界的灘頭堡，是西方觀念的過濾器，是中國改革家們的避難所，是戰(zhàn)時的中立基地，也是中國沿海的文化前衛(wèi)（這一點更值得講）。在其歷史的這樣一個接合點上，它的政治和文化遺產，還有它的政治未來，一切都懸而未決，重要的是，在澳門的傾向性 跟珠江口對面的英屬殖民地活躍的政治氣氛相比 即便不完全是投降和放棄、至少是尚不明朗的時候，把事實告知公眾，讓人們去爭論。澳門作為賭徒天堂的永久形象并不完全是誤解，但與此同時，這座城邦在1970年代初期成為一扇通向中國的大門，這明顯改變了它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重要性，尤其是對廣東地區(qū)而言。

1993年，中國頒布了《澳門基本法》，作為1999年以后澳門特別行政區(qū)的憲法。這份文件反映了澳門的葡萄牙文化和遺產的特性，但與此同時，正像《香港基本法》一樣，它也產生了關于澳門公民權利和自由等復雜的法律問題。而且，澳門的政治－法律情境跟香港并不類似，在香港，“改革派的”政府正試圖加快民主化的步伐，而研究澳門的歷史將會讓我們看到：葡萄牙殖民地甚至早在英國殖民地建立之前就支持民主制度，這在東亞是絕無僅有的。

時代賦予它作為東西方媒介的關鍵性歷史角色，以及與中國的藩屬關系，這是它理應得到的，然而超出了它所應得的是：時代的興衰變遷，給澳門的歷史和建筑遺產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既留在了頹圮的現(xiàn)場，也留在了人們的記憶里。同樣可悲的是，澳門歷史的書寫，在某種程度上有著這座城市同樣的命運。葡萄牙人1557年在這里定居，使之成為歐洲在東亞的第一座、也是最輝煌的一座（這一點尚可爭論）的前哨。書寫澳門的歷史，比起經歷這段歷史來，似乎排在了次要的位置上。當澳門在17世紀初葉為亞洲的平版印刷充當開路先鋒的時候，不應該是這樣的情形。澳門在提供宗教的和世俗的教育上，也是領路者。另外，澳門還維持了傳教士的傳統(tǒng)，一直持續(xù)到最近幾十年，這一傳統(tǒng)關系到日本、中國和葡萄牙的東方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