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先富起來的想法，鄧小平說：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帶農(nóng)村，大城市帶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務行業(yè)，大有可為。他還談了城市規(guī)劃問題，舉了新加坡的例子，說新加坡一個島上都有衛(wèi)星城市，為什么我們不搞 北京西山、石景山都應規(guī)劃。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權買一套房子，5間房子70平米，相當半年工資，分期付款。日本獎金搞得好的相當半年工資，相當一部汽車。新加坡房租相當于工資的50%，歐洲日本相當于1/3。他還說，小生產(chǎn)眾多的國家有問題，小生產(chǎn)習慣勢力(稿子里)可以講。

最后，鄧小平講到稿子短一些頂事，不能長篇大論，語言少些，干凈利落一些反倒明確。他還希望修改快點，兩天搞好，分寸恰當些。

另一次談話是在稿子再次做了修改以后。鄧小平肯定稿子由原來講八個問題改為講四個問題，基本可以。同時要求開頭或中間要講一講重點轉移問題，他說這是一個主要的方針，要不了多少語言，但這是個大前提，是總的東西。我的記錄稿上還記有“重點轉移的評價，新時期，真正反映”等字樣。

談話中，鄧小平批評了把個人擺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比“兩個凡是”重要。真正說來是上層建筑有問題，官僚主義是一個內(nèi)容。權力過分集中，離開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脫離了組織，離開民主搞集中，這才是實質。各級組織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各個組織一直到支書，權太大，不利。我們的制度不是鼓勵支持人們敢想敢做。精神鼓勵不夠，物質鼓勵不夠。僵化的原因，是干得好干不好一個樣，而且還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卻覺得可以過得去。政府制度是這樣，黨內(nèi)制度也這樣，(因此)怪現(xiàn)象發(fā)生。鄧小平特別提出要加寫一段所謂追查謠言的問題。他說，這實際上是軟弱，是神經(jīng)衰弱的表現(xiàn)。還說打擊報復是很惡劣的風氣，必須制止、斗爭。

鄧小平還提出稿子要加寫按勞分配的內(nèi)容。他說：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領導干部，就應該多得，就應該先富起來。積極性沒有經(jīng)濟手段調(diào)動不行，只講風格是不行的，對少數(shù)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個時期可以，長期一輩子不行。要用經(jīng)濟方法管理經(jīng)濟。他說：總之有賞有罰都同經(jīng)濟利益聯(lián)系起來講這個問題。獎勵而且物質獎勵也獎到具體的人，具體的車間。通過責任制，通過賞罰，該升的升，該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養(yǎng)專家，專家這樣一用就用下去，為社會主義事業(yè)，實際上為人造福就是政治標準。

鄧小平還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他列舉了六個法律名詞，并且說要研究國際法，不懂外法，國際交往越多，將來要栽很大跟頭。

鄧小平在談話中再次談到向前看的問題。他說，問題太多，只能解決得粗一些。對過去(犯錯誤的人的)處理，特別在政治結論上可寬可嚴的寧肯從寬。還有一個安定團結要寫一大段。對過去，正面解決就行了，不追查細節(jié)，從大局著眼，對過去的人可以寬一點，但應把問題講清楚，可以等待、思索?？偨Y經(jīng)驗（要）時間，不要逼著馬上檢討，這也是黨風。我們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楚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不宜多談。他也說到有些人不能重用，打砸搶的，幫派思想嚴重的人，風派，溜(溜須拍馬)派，看風使舵、找靠山的人，不能重用。對搞幫派，打砸搶的人，要警惕教育，不能輕易信任。

關于改革所帶來的新問題，鄧小平指出：改革上層建筑，改革生產(chǎn)關系，都可以帶來許多問題，涉及到大量的人，減人，安置人，什么人學習，什么人改行，可麻煩了。等待安排，工資照發(fā)，仍會不滿意。這個改革會涉及大批人的切身問題。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并且創(chuàng)造條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眾，會取得群眾理解、諒解。他說，震動比較大。新的矛盾并不比現(xiàn)在的問題簡單，而且會更復雜。走群眾路線，信任群眾，教育群眾以大局為重，可以解決。隨著生產(chǎn)發(fā)展，社會需要方面很多，明年即使不大量出現(xiàn)，后年肯定大量出現(xiàn)，總之隨著生產(chǎn)力發(fā)展可以得到很好解決。

這次談話中，鄧小平對稿子看得更細，意見也談得更具體。起草的同志根據(jù)他的意見又做了修改。記不清是哪一天了，當鄧小平聽執(zhí)筆的同志對改定的稿子通讀一遍之后，說“行了，就這樣拿出去吧”，我們的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關于這個講話稿的起草，我想講的主要有這么幾點：講話的內(nèi)容可以說全是鄧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語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他對執(zhí)筆者寫出的稿子很仔細地看了，在審查草稿的過程中又不斷地深化和充實自己的思想，最后由他拍板定稿；講話用的題目也是他講的，雖然在印發(fā)給出席者的文件中，由于按照統(tǒng)一的體例，沒有題目。另外，我想講的，一是在鄧小平家里布置起草講話稿和改稿、定稿時，胡耀邦和我倆人一直在場，而且除了執(zhí)筆者之外，再沒有別人在場，他也講過些意見。二是我只做了這么一件事，即是遵照鄧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到了執(zhí)筆起草的人，向他們做了傳達，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時間和拿出來交卷。我沒有提出值得講一講的意見，我也沒有動筆起草稿子。

我這樣動筆桿子的人幫助工作非常忙的領導人做點文字工作，是自己的職責，就是多做一點工作也算不上自己有什么“功勞”。何況小平已有很清楚的思路，也不用我花很多氣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