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日本的部落民（Buraku people）僅僅因為居住地點（加上相關的家族姓氏）就被和其他人群區(qū)分開來。他們是皮革工人、屠夫、殯儀館員工等這些“骯臟”人的后裔，在封建時代被稱為eta（極度骯臟）。1871年，官方歧視戛然而止，但“新普通人”之類的稱謂仍然給人以排他感。今天，在日本大約有200萬~400萬的部落民。絕大多數(shù)的日本人仍然反對他們的孩子和部落人通婚，雖然這樣的婚姻已經更為普遍。在各大公司的人事部門秘密流傳著這些部落民的家庭住址，以幫助他們“解決招聘問題”。部落村莊的人們仍然比普通人工資低，失業(yè)率高，入學率低。歧視的傳統(tǒng)和犯罪潛質之間存在著惡劣的共生關系；最近一些文章暴露了主要的部落利益團體和歹徒犯罪團伙串通一氣―就像早期美國黑手黨染指西西里聯(lián)盟的互助運動①一樣。

如果說犯罪是同意消極歧視的極端表現(xiàn)形式，那么我們是否有更細微的方式表現(xiàn)出對他們（也許他們私下里也鄙視我們）的偏見呢？的確是有的，對此，我們還得參照克勞德.斯蒂爾（Claude Steele）的實驗，實驗結果令人憂心?，F(xiàn)就職于斯坦福大學的斯蒂爾教授本身就是跨種族婚姻的結晶。他很早就了解到，種族身份遠非膚色這么簡單。20世紀80年代晚期，他執(zhí)教于密歇根大學。這是一座具有社會包容性但在學術上要求非常嚴格的學校。SAT分數(shù)和白人學生相同的黑人學生最后卻落得比白人學生分數(shù)低，且輟學率比白人高，對此他困惑不安。他在想，這是否是內心偏見的結果。他稱自我信念的喪失為“刻板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并就此布置了這樣的情景，同等資質的白人學生和黑人學生被要求完成GRE（研究生入學考試）中頗有挑戰(zhàn)性的一部分。當告知實驗對象這是關于“語言能力的測試”時，黑人學生的表現(xiàn)明顯比白人學生要差―但當告知這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挑戰(zhàn)，其中并無學術內容時，黑人學生也會做得同樣好。結果似乎表明，黑人學生不僅被普遍的自卑感所左右，還被群體優(yōu)劣勢的固有理念所左右。

為了驗證這一假設，斯蒂爾、他的同事以及學生們擴展了挑戰(zhàn)的范圍，并擴大了接受挑戰(zhàn)的群體。結果顯示，潛意識偏見比比皆是：在較難的數(shù)學測試中，女生比男生做得要差―除非被告知性別不會影響分數(shù)。在數(shù)學測試中，白人男生比亞裔美國人表現(xiàn)要差，這無關自卑，反而是亞洲人的優(yōu)越感在作祟。當被告知高爾夫球賽取決于天生的運動潛質時，白人的表現(xiàn)比起被告知是策略性思維戰(zhàn)術時會更差。當由黑人教練評判時，白人學生的跳高表現(xiàn)得也會比往常差。

當然，最糟糕的是，一個團體的刻板印象威脅與另一個團體的自私偏見湊到一起：兩個團體的人們陷入可怕的互相依存狀態(tài)，就像暴力婚姻一樣難以逃脫。種族體系比比皆是，它旺盛的生命力能延續(xù)至今正是源于潛意識的認同：這世界就是分為三六九等，既然有人高高在上，就必然有人要低人一等。很多時候，這些等級體系是征服（雅利安人和德拉威人，圖西人和胡圖人）或奪權（俄羅斯的農奴，“溫和的”殖民政策）的結果；但人們實際上并不需要任何種族、國家和歷史的借口：你在實驗室就可以產生同樣的效果。

1971年斯坦福大學的津巴多監(jiān)獄實驗在心理學文獻中的惡名程度僅次于1963年米爾格朗的電休克研究。該實驗旨在調查入獄前的性格特征是否會影響在監(jiān)獄環(huán)境下的行為，也就是說，監(jiān)獄生活的殘酷和壓力本質上是由環(huán)境所造成的，還是僅僅反映了那些可能成為犯人和獄警的人群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