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具體負責催糧、收糧的胥吏差役，也會巧立名目索取規(guī)費、耍盡手段克扣錢糧，斂錢名目有“加米色錢”、“免篩錢”、“開廒錢”、“倒籮錢”、“加籮錢”等，斂糧手段則有“踢斛”、“淋尖”、“驗樣米”、“私置大升大斗”等。糧戶稍有不從，即當“抗糧”處置，抓入看守所“躲貓貓”，甚至其親屬、鄰居都會被當成人質關起來，不交錢就不放人。

官吏為刀俎，糧戶為魚肉，刀俎掌握著對魚肉的加害權，所以通常情況下，糧戶只能逆來順受、任其宰割，但忍無可忍的時候，就會鋌而走險，不惜拼個魚死網破。假如有人登高一呼，立時從者如云，不謀而集。于是一宗鬧漕案就發(fā)生了。

我們來看看崇陽縣的浮收勒折情況。長詩《鐘九鬧漕》這樣形容：“提起國課好傷心，官吏依勢壓鄉(xiāng)民?！惫倮魤亨l(xiāng)民的手段主要是：

明目張膽地加征。比如，按照崇陽縣的慣例，水腳銀每兩銀征錢四千六百文（水腳銀是一種以漕糧運費名義征收的附加稅，一般每石米另征銀半兩、一銀不等，崇陽縣看來是折錢征收），道光年間，一兩銀子約可兌換二千文制錢，但崇陽的水腳銀卻按每兩征錢四千六百文的標準折算，這是典型的勒折了。然而，在實際征收中，糧胥還會自行加碼，每兩銀收至七千文左右。糧戶納完糧，還要花二百文錢向糧胥領取完稅憑證。

暗盤操作的浮收。比如糧戶交糧時，糧胥要拿一斗米做樣米，看合格不合格，這個樣米就歸糧胥自己。糧胥還使用一種特制的大斛收米，量米時踢斛淋尖，如此一來，糧戶交來一石米，量出來往往只有六斗多（按舊時計量，一石等于十斗）。崇陽縣的法定漕額是七千石米，但實際征收居然超過兩萬石。這浮征的收入，部分上交縣衙，部分則被糧差私吞。糧差一年的科斂所得，甚至“倍于官之羨余”。

崇陽官差下鄉(xiāng)催糧時更是如鬼子進村，按晚清大學者魏源的說法，“崇陽圜萬山中，胥役虎而冠，凡下鄉(xiāng)催征漕米，久魚肉其民”。糧戶為了招待這些衣冠楚楚的虎狼之徒，僅備肉蛋酒水是不夠的，還要宰雞宰鴨，否則，他們就會“摔盤擲碗”。有些窮人小戶，本來只有數十文錢的稅額，結果孝敬官差的小費、飯錢、路費等，加起來就要幾百文錢。所以崇陽的老百姓都恨死了這幫敲骨吸髓的胥役。

話說崇陽城外有個造紙匠，叫做金太和，為人任俠好義。道光十六年（1836年）冬天，正是完漕之時，金太和有事進城，見收糧的官差百般刁難糧戶，看不過眼，忍不住上前說了幾句公道話，官差罵他狗拿耗子多管閑事。金太和一時義憤填膺，索性將官差平日的惡行都抖了出來。那幫作威作福的官差，平日只有他們欺負人，哪有誰敢說他們半句不是，所以干脆將金太和拖進縣衙，當時的知縣姓王，老邁無能，一味聽官差教唆，把金太和狠狠打了幾十大板。

說了幾句公道話，換來一頓大板子，這便是強出頭、充好漢的后果。如果是旁人，大概也就忍氣吞聲，就這么算了。民不與官斗嘛，糧胥雖不算官，但也是吃公家飯的，背后有國家權力機器撐腰呢。但金太和也不是良懦之輩，咽不下心頭憤恨，決心到衙門告狀，控訴崇陽胥役把持漕政、勒索糧戶。

金太和放出話來：“如果官司打贏了，一人擔，免得百人下水；打輸了，就準備死?！编l(xiāng)民都支持他，湊份子給他出訴訟費，崇陽縣有名的訟師、生員鐘人杰為他代寫了狀紙。金太和先是向崇陽縣衙呈狀，王知縣不受理，又一路告到武昌府、湖廣總督衙門。結果，崇陽的漕弊不但沒有改變，金太和本人也被長期關押。官差盤根錯節(jié)的勢力豈是那么容易扳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