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聽何方“談史憶人”

胡孝文

結緣何老

今年88歲高齡的何方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國際問題專家、黨史研究學者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說來遺憾，我最早聽說何老，還是剛到《世界知識》編輯部不久，在一次有關“和平與發(fā)展”時代問題的選題會上，聽執(zhí)行主編徐波提及的。徐波說，何老在上世紀80年代追隨李一氓、宦鄉(xiāng)等人向中央的建言，對于改變當今世界仍處于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基本判斷，起了重要作用。并說，如果沒有“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判斷，也就不會有后來大規(guī)模的經濟建設與今天的現代化成就。當我得知他也是《世界知識》的老作者時，一種敬意油然而生：這是一個曾對中國的內政外交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老人。

之所以今天與何方先生結緣，還要感謝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前副所長、研究員程中原先生的襄助。程先生是著名的黨史與國史專家，《張聞天傳》的作者，為人非常和藹。在一次成功的圖書合作之后，我們成了忘年交。由于我所在的出版社隸屬外交系統，因此我們的談話總是離不開原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的話題。每每這個時候，程先生總對我講起長期擔任張聞天助手的何方以及他的張聞天研究，并說，“何方的研究很有分量”。

正當我接觸何老、出版何老圖書的愿望愈發(fā)強烈的時候，2008年5月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程先生的電話，告訴我何老正在醞釀出書的消息，并把幫助何老編輯文章的林昶的聯?方式給了我。啊，是林昶？《日本學刊》的副主編？我們可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于是，一個電話打了過去……。

我知道，能為何老做點事情，那是我一生的榮耀。

歷史學出身的我，70年代生人，對中共黨史與共和國史，有著天然的興趣和愛好。張聞天最初進入我的視野，還是來自中學課本當中那一點有限的敘述。對張聞天的特別關注，還是近些年的相關閱讀之后。這種關注，不僅是因為張聞天與眾不同的個人魅力與修養(yǎng)，還在于他在國門初開，卻有了著眼世界的開放意識。外交人員要做研究是他在駐蘇使館提出來并率先躬行的；他倡議設立了外交?院、世界知識出版社和國際問題研究所；他還想建立一個國際問題圖書館，但未曾實現。這些想法無疑在當時都是大膽超前、前無古人的。但是，就在我閱讀“張聞天”并產生濃烈興趣的同時，也總有一些問題在拷問自己：為什么張聞天作為政治局委員，曾經的總書記，卻在建國后只做了個駐蘇大使和授權有限的外交部副部長呢？不是說偉人已經走下“神壇”，神話史學的時代已經遠走了嗎，為什么作為我黨和共和國歷史上一個如此重要的關鍵人物，最后在我們的歷史敘述中竟悄無聲息了呢？

幸好，這些問題，我在編輯何老的《談史憶人》中，找到了答案?

“為自己贖罪補過”

如果說，何老此前給我的印象還是通過口耳相傳得來的粗線條，但在仔細編校書稿之后，我對何老的認識就逐漸豐滿立體了起來。何老是“三八”式的延安老革命，跟隨張聞天十多年，由延安至東北，再到駐蘇使館，然后是回外交部，做了張聞天有實無名但最為得力的“秘書”?？梢哉f，是張聞天影響了他，成就了他，豐富了他，但也因此在1959年廬山會議后受張聞天牽連，蒙冤長達20年（1959～1978）。平反后，他參加中央國際問題寫作小組，并先后任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首任所長與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干事，為?國世界局勢的研判以及對日關系新思維的開啟作出了卓越貢獻。1999年離休后，已近八十高齡的何老轉入了黨史研究，特別是對張聞天的研究。就此說來，“張聞天”三個字，是何老一生不可忽略的背景或底色。

如此耄耋之年的改行，用何老自己的話說，“一是為了改正自己歷史上的錯誤，即違心批判張聞天，想以研究張聞天為自己贖罪補過；二是要通過深入研究張聞天，恢復其長期被埋沒和抹殺的在總書記崗位上和開拓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等問題上的偉大歷史貢獻”。

關于第一點，何老一直耿耿于懷并深深自責。我看了鳳凰網上一段何老訪談的?頻。當說到在壓力下揭發(fā)張聞天并引發(fā)陳毅下了“洛甫同志，你已經眾叛親離了”斷語的時候，何老幾乎不能自已。他意識到自己揭發(fā)的分量，嘴唇翕動著，內心的痛楚煎熬可想而知。“文革”結束后，他主動找到張聞天夫人劉英，檢討錯誤，要求會見。何老自揭傷疤的解剖令人感動。他的“兩頭真”，他的直面歷史、反思自我的凜然風骨贏得了尊敬。去年章詒和在《南方周末》發(fā)表了揭穿文化名人臥底、告密的文章，爭議很大。何老是為數不多的支持者之一，也就可以理解了。

“對不起，我冒犯了你”

《談史憶人》的“談史”，實際上包含了何老在香港出版的《黨史筆記》上的關鍵內容?！豆P記》是何老這些年黨史研究的結晶，也是一部試圖擺脫黨史編撰的“絕對化傾向”和“籮筐主義現象”的扛鼎之作。它的權威，不是來自權力部門的授意，也不是憑借延安一代人的“親歷親聞”，而是摒棄了道德判斷，著力于黨史史料的爬梳和發(fā)掘，用論據說話，將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這一關鍵時期的人與事做了系統的澄清。且將毛（澤東）張（聞天）關系的演變、二人性格的差異，以及張聞天在中共黨史上諸如遵義會議、瓦窯堡會議、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等重大轉折性事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給予了直接描述和頗有見地的評析。文章觀點鮮明，論證嚴密，文字平實，一氣呵成。所以，作品在香港甫一問世，便一炮而紅。何老曾在與山西社科院研究員趙誠的訪談中提到，當時中央黨校副校長、著名黨史專家龔育之聽到何方出書的消息后，就向他要書。何老說：“我說你有兩本黨史札記，我有兩本黨史筆記，不過第一，對不起，我在書中是批評了你的，有冒犯；第二要書請交換，他說行行，沒問題?！保ㄔL談錄，《社會科學論壇》）

何老還在書中將自己跟隨張聞天的歲月做了較為完整的陳述，故事跌宕起伏，情節(jié)扣人心弦，在為讀者呈現生活中、工作上的張聞天各個側面的同時，還竭力為我們了解新中國早期以及特殊時期領導人的狀況還原了一段信史。

在“憶人”部分，何老回顧了師母劉英與張聞天的生活點滴以及自己與老人交往的片斷。在作者飽含深情的筆調下，這位經歷過大革命失敗的“驚濤駭浪”、廬山17年冤案、“文革”十年遭殘酷打擊的老人，沒有喪失黨性，是非分明，疾惡如仇，不計私心功利，“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論短長”，保持了一生的清白。而當張聞天的“總書記”遭遇陳云的“負總責”時，她堅忍下來，服從了大局。最讓我們感喟的是，老人唯一的兒子張虹生在南京大學，只做了個普通的圖書館館員，直到退休！

在劉英之后，何老還追憶了新中國早期重大外交事件和改革開放后對外學術交流的親歷者和參與者，他們是“文革”后對國際問題研究進行撥亂反正的先驅者李一氓，中國最著名國際問題專家、新中國對外學術交流的開山人物宦鄉(xiāng)，黨史上風傳一時的因“諫言”獲罪、國際問題研究所第一任所長、于光遠的岳父孟用潛，還有與何老在中國社科院同一時期任職的李慎之、陳樂民，等等。文章各自成篇，語言生動詼諧。何老將自己與當事人交往經歷的描繪，既揭秘了他們做中央的政策參謀和智囊建議的過程，又披露出至今鮮為人知的重大外交事件和歷史的關節(jié)點。其間，鮮活的歷史細節(jié)時常跳出，振聾發(fā)聵的新鮮見解不時迸發(fā)，讓人忍俊不禁，又回味無窮。

今年8月30日是張聞天逝世110周年。10月18日，又趕上何老米壽。此時，《何方談史憶人》的出版，實在是一件值得讀書人高興的事情，也是我們對張聞天最好的紀念。在此，我們向何老致敬，祝愿他身體健康，繼續(xù)言說。借用書中附錄丁東的話說，“這將是讀者之福，中國學術思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