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還是民間憲政派的自發(fā)組織應運而起，它們幾乎在一夜之間冒了出來，這是1906年慈禧接受憲政改革主張的最大成果，以鐵鑄的事實證明了國人對憲政的熱忱。最具影響力的立憲派團體就是“預備立憲公會”，從1906年9月上旬開始密商、討論，12月15日在上海愚園正式開成立大會，投票選出15名董事，鄭孝胥為會長，張謇、湯壽潛為副會長。成員以江、浙、閩為主，逐漸拓展到國內十多個省及港、澳、海參崴、南洋各地，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議局議長或副議長后來也都加入進來，特別是在上海，大致上囊括了工商界、新聞界、教育界的精英，比如李平書、榮氏兄弟等實業(yè)家，《時報》的狄平子、《中外日報》的葉瀚、商務印書館的夏瑞芳、張元濟等報人和出版家，創(chuàng)辦浦東中學堂的黃炎培、楊斯盛，以及孟森、孟昭常、雷奮、楊廷棟等年輕才俊?！邦A備立憲公會”存在的時間比較長，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活動，做了大量推動憲政的工作，首先是出版書刊、普及憲政知識，僅孟昭常編的《公民必讀》就發(fā)行了13萬冊，其次是開辦法政講習所，第三是推動地方自治及咨議局的成立，第四是編訂商法。這個重要的立憲團體，每年選舉一次，湯壽潛多次當選為副會長，他在1908年、1909年力辭，1910年還是當選了。

其他各省的各種立憲、自治團體也相繼誕生。在海外，康有為將“?；蕰备拿麨椤暗蹏鴳椪保魧W生楊度在日本組織了“憲政公會”，梁啟超組織了“政聞社”。從上海到日本東京，民間立憲團體的破土而出標志著時代風氣的轉換，如果說康有為、梁啟超是在1895年甲午戰(zhàn)敗的淚水和屈辱中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的，那么張謇、湯壽潛這些立憲派代表則從1906年開始在政治舞臺上施展身手，在這一波推動憲政變革的浪潮中，他們的聲光蓋過了康、梁一輩，這已經是他們的時代。他們與江南新型工商業(yè)的發(fā)展有密切關系，他們有相當的社會基礎，是新興的中產階級、士紳、讀書人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湯壽潛和張謇一樣，在立憲派中屬于溫和派，他認識到立憲的三個基本條件：一是民權的伸張，二是法律的制訂，三是輿論的監(jiān)督，法律不僅約束人民而且約束君臣，凡事取決于公論，“尤為憲政之本”。1906年，他們兩次聯(lián)名發(fā)出請速開國會電，要求以兩年為限，在他加上去的文字中有“時不可失，敵不我待”二語。結果當然都是被擱置了。他已看出清廷并無立憲的誠意，在《擬上攝政王書》中指出“今則預備立憲，形式是而精神非”，但他還是沒有放棄立憲的立場。

在投身立憲運動之時，湯壽潛把更多的時間、精力用在了鐵路上面。“夙以時務致稱，晚以鐵路見賢”，這是張謇為他作傳時的概括，他在晚清之所以贏得很高的聲望，就是因為全身心地投入保衛(wèi)路權、興建鐵路的實踐中，并取得顯著成效。早在1898年，英國銀公司與清政府就有《蘇杭甬鐵路草約》，此后便一直沒有動靜，連勘測都沒有做過。20世紀初，江浙民間要求收回路權的呼聲很高。1903年，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新生的商部準許各地設立路礦公司，1905年春天，正好有美商到上海活動，試圖得到浙贛鐵路的修建權。年近半百、素懷實業(yè)興邦之志的湯壽潛就在這時站了出來，當年7月，他和張元濟、夏曾佑等浙江籍名流在上海發(fā)起“浙江全省鐵路公司”，他被推為總理，決議向全省人民集資辦鐵路，獲清廷批準，授予他四品卿銜，總理全浙鐵路事宜，責成盛宣懷與英國銀公司交涉收回蘇杭甬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