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勝利者單獨書寫的歷史常常是片面的，它很容易忽略勝利以外的東西，無視其他人和事的存在。沒有悲壯的失敗者，沒有“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普通人，沒有那些懷抱灼熱理想、貼著地面行事的人們，這樣的歷史至少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一部只有拿破侖、希特勒，沒有貝多芬、莎士比亞的歷史是不可想象的。托爾斯泰提醒我們，歷史并不止是幾百年一遇的個別大人物的歷史，他在長篇小說《戰(zhàn)爭與和平》中揭示了這樣一點，在拿破侖、亞歷山大、庫圖佐夫他們之外，那些參加戰(zhàn)爭、焚燒莫斯科、發(fā)明游擊戰(zhàn)的無數(shù)默默無聞的人們往往被忽略，而他們恰恰都是極其重要的。《世界史綱》以專門章節(jié)介紹巴赫、莫扎特、貝多芬等音樂家，何兆武先生盛贊韋爾斯的歷史眼光--“難道像貝多芬這樣光輝的名字在歷史上的地位竟然比不上同時代的塔勒蘭（法國外交部長）和卡斯勒累（英國外交部長）之流的政客們的地位嗎？”我很喜歡這句話。

這就牽涉到歷史的坐標系問題，如果以文明為軸心，以人為本位，而不是以成王敗寇為準繩，這一切乃是不言而喻的。在這樣的天平上，王侯將相、蓋世梟雄、達官貴人的分量遠不如一個有良知、有創(chuàng)造力的詩人、作家、學者、科學家、實業(yè)家，占據(jù)優(yōu)勢資源的強者和無權無勢的弱者，如果在現(xiàn)實生活中沒有公平可言，在歷史天平上應該可以找到公平。以往的歷史書中充滿了宏大敘事，我們只能看到血肉橫飛的戰(zhàn)爭、你死我活的權爭，一切都以權力寶座、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史書的版面總是慷慨地提供給英明神武、能以超級暴力擊敗所有對手的幾個人身上，關注軍閥也只是關注他的武力大小，似乎他們在創(chuàng)造歷史。一部中國近代史好像就是打打殺殺，主導歷史的人物總是軍閥、梟雄、造反者，也就是拿槍的人，他們被當成了絕對的主角。拉長歷史的鏡頭，從長程來看，他們的廝殺、權謀，他們的翻手云、覆手雨，王朝的更迭，流血和不流血的政變，鋪天蓋地的大規(guī)模風暴，“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壯闊戰(zhàn)場，一浪接一浪的動蕩，張獻忠式的無情殺戮、“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南京大屠殺……這一切固然都要載入史冊，但這些歷史記錄，作為事實發(fā)生了，這是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的匯合，是歷史三峽中的急流險灘，更多的只是提供歷史的背景。這些歷史本身并沒有意義。

反對歷史主義或者說歷史決定論的波普爾反復闡明歷史沒有意義、沒有目的，當然他同時也指出，“盡管歷史沒有目的，但我們能夠把我們的目的賦予其上；而且，盡管歷史沒有意義，但我們能夠給予它以意義。”換言之，正因為歷史沒有意義，所以才需要我們賦予它意義。他說，自古以來，只有英雄、“主角”有資格進入歷史教科書，“而無數(shù)的、和那些少數(shù)人一樣有價值的人，總是被歷史遺忘，或許他們才更有價值?！?/p>

放在文明轉型的背景下考察，以勝敗論英雄者，以暴力和計謀受到歡呼和膜拜者，給歷史提供的往往是負數(shù)，而不是增量。我更關注那些真正推動了文明進步和社會轉型的開創(chuàng)性人物，他們散布在各個領域，未必是強勢者，但他們的出現(xiàn)是為歷史做加法，不是做減法的，他們才是歷史的增量。我把這一思考稱為“歷史的增量觀”。

在這一尺度下，誰是歷史的主角？光是說人民，太抽象了，人民畢竟是由具體的個人組成的。我相信，真正的主角是那些默默耕耘、推動社會進步的人。如果說王朝的興衰、戰(zhàn)爭的勝負、權力的消長進退都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確定性，那么在大地上不倦耕耘、種瓜種豆的人，相對而言，他們能收獲什么，有著更大的確定性和必然性，他們能在更大程度上把握自己，盡管大的歷史環(huán)境影響著他們，甚至主宰著他們的命運，包括虐殺他們的生命，但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們在面對這個世界時，面對自己的生活時，更為從容而鎮(zhèn)定，他們所耿耿于懷的不再是水泊梁山的交椅，也不是指向金鑾寶殿，他們是創(chuàng)造文明、推動文明的基本力量。一句話，他們是有思想的蘆葦，他們通過自己的生活、思想獲得人生的意義。

他們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或知其可為而為之，不問收獲，但問耕耘，他們做的是播種的工作。在近代中國轉型期，他們在多個層面付諸了實踐，政治制度層面，從維新變法夢到君主立憲夢，再到憲政民主夢，一個接一個的夢都破滅了。思想精神層面，他們引進不同的思潮、學說、主義，在千年不變的儒、道、法等話語之外，他們引入了陌生的新因子，嘗試和實踐，喜悅和歡欣，失敗和無奈縈回至今，煙云不散，是金子最終還是會發(fā)光的。在社會、經濟層面，他們拓展出了教育、科學、出版、新聞、實業(yè)、金融、企業(yè)等一個個全新的領域，這是近代中國最大的實績。這些不同領域、不同層面之間相互交叉、重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古代向近代的轉型，不光是一種制度的轉換，而且是思維方式、語言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轉變，千年不動的以農村、農業(yè)為基礎的舊有社會結構，開始轉向以城市、工商業(yè)為基礎的新的社會結構，這中間帶來的變化、痛苦都是古人難以想象的，轉型的艱難更是無法預言的，據(jù)說能預知王朝興衰循環(huán)、刀兵浩劫的“推背圖”、“燒餅歌”正在失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