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薦陳寅恪來清華令吳氏深感“費盡氣力”與“難哉”！其中最根本的一個原因就是陳寅恪放洋十數載而未得到一頂碩士或博士帽子。正是缺少了這幾頂象征學問層次階梯的高帽，才讓好友吳宓“費盡力氣”。假如陳氏有一頂博士帽子戴在頭上，清華聘請之事就順利得多，至少無須舉薦者多費口舌與力氣。王國維與梁啟超二人由于其本身的資歷與在學術界光照日月的聲名，另當別論。而與陳幾乎同時就聘的導師趙元任和講師李濟都是極好的例子。由于趙、李二人皆為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且在國內學術界有了一定的名聲，故曹云祥很快拍板定案，薦舉者仿佛是異乎尋常地輕松。為什么吳宓在“費盡力氣”之后終于讓陳寅恪走進了清華園，而同時薦舉的其他幾位學界大腕卻名落孫山？這就涉及王國維與梁啟超同心協力的相助了。

據清華研究院第三屆學生藍文徵回憶說，梁啟超曾親自向校長曹云祥面薦過陳寅恪，當時的情形是，“曹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苡謫枺骸袥]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名教授對陳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47】。--這就是當年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陳寅恪的入校經過。

這段妙趣橫生的梁曹對，是藍的再傳弟子陳哲三記錄的，內中是否添加了枝節(jié)不得而知，但藍文徵本人曾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陳寅恪先生于歐洲諸國語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滿文等修養(yǎng)極深，提請校方聘為導師，時陳先生正在歐洲，明年五月始到校。”【48】結合吳宓的日記看，這話是大體不差的。

得益于陳寅恪家族在晚清社會的特殊背景與影響，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王、梁、趙等三大導師，都與陳家有著一段交往淵源。出身江蘇陽湖的趙元任家族雖與陳家無直接瓜葛，但趙的夫人楊步偉家族卻與陳家屬于舊識；而王國維與梁啟超皆陳家舊識并私誼甚篤。王國維與陳寅恪均受過晚清大學者沈曾植（1850-1922）的指導與影響。沈是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1880）進士，歷任刑部主事、郎中、江西廣信、南昌知府、總理衙門章京、安徽提學使、署布政使。光緒二十一年，沈與康有為等開強學會于京師，主張維新，曾受湖廣總督張之洞聘主講兩湖書院，清亡后為遺老，寓居上海。此人學識淵博，智知超群，早年通漢宋儒學、文字音韻，中年治刑律，治遼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研究佛學。同時又探研明心經世之學，提倡學習西歐科學知識，以利中國維新事業(yè)，曾有《蒙古源流箋證》、《元秘史箋注》等學術著作幾十種傳世。1915年，王國維經古文字學家羅振玉引識沈曾植，后二人情誼甚篤。沈氏為陳寅恪父執(zhí)，與陳三立酬唱密契，作詩吟賦，為儒林稱道，二人共為“同光體”詩派領袖。作為晚輩的陳寅恪對沈氏學問、人格極為崇敬，在國內的幾年，不時向其求教問難。陳寅恪后來從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果，與沈氏的影響頗有關系。正是通過一代大儒沈曾植的引薦，王國維與陳家父子兩代相識相交并成為好友。陳寅恪游學巴黎時，曾專程拜訪過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其引介之人就是王國維?！?9】

梁啟超不僅是陳家舊識，且與陳寅恪祖父寶箴、父親三立、長兄衡恪祖孫三代交誼篤厚。前文已述，1897年，也就是戊戌（1898）變法的前一年，已有才名的梁啟超受湖南巡撫陳寶箴與助手陳三立之聘，出任長沙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從此，梁氏與陳家結交，并有機會對祖籍義寧陳氏的家學有所了解并深為推崇。1924年，梁啟超夫人李蕙仙去世，葬于北京香山臥佛寺東面小山，梁啟超曾想讓陳三立為之書寫墓碑碑文，后因故作罷。

正因為陳寅恪與王、梁二人有如此淵源和交情，才有了二人助陳寅恪來清華國學院任教的一段奇緣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