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13] 楊天石《1937年：沒有在存亡時刻選擇投降的蔣介石》，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集刊》第1輯，社科文獻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下同。

[6]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耿云志主編，黃山書社1994年出版。

[7] 《困惑的大匠`梁思成》，林洙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7年出版。

[9]《吳宓日記》，第六冊，吳學昭整理、注釋，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年出版。下同。

[11] 《中國建筑之魂--一個外國學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費慰梅著，成寒 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出版。

[14、15]《蔣介石年譜》，李勇 張仲田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6] 《蔣廷黻回憶錄》，蔣廷黻著，岳麓書社出版社2003年出版。

[17]《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校史》，西南聯(lián)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

[19] 此等情形和心境不只史語所獨有，在長沙臨時大學亦有相同者。據(jù)當時在南岳臨大文學院任教的錢穆回憶：武漢淪陷后，“某一日，有兩學生赴延安，諸生集會歡送。擇露天一場地舉行，邀芝生（南按：馮友蘭）與余赴會演講，以資鼓勵。芝生先發(fā)言，對赴延安兩生倍加獎許。余繼之，力勸在校諸生須安心讀書。不啻語針對芝生而發(fā)。謂青年為國棟梁，乃指此后言，非指當前言。若非諸生努力讀書，能求上進，豈今日諸生便即為國家之棟梁乎。今日國家困難萬狀，中央政府又自武漢退出，國家需才擔任艱巨，標準當更提高。目前前線有人，不待在學青年去參加。況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線。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會后，余歸室。芝生即來，謂君勸諸生留校安心讀書，其言則是。但不該對赴延安兩生加以責備。余謂，如君獎許兩生赴延安，又焉得勸諸生留校安心讀書。有此兩條路，擺在前面，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如君兩可之見，豈不仍待諸生之選擇。余決不以為然。兩人力辯，芝生終于不歡而去。”（《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錢穆著， 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5年出版。）

這段往事，除說明當時確有一部分青年人，因自己的政治觀念與志向，不愿與國民黨合作，瞞著鍋臺上炕，越過炮火連天的抗日前線，遠赴尚處于寂靜之中的延安山溝和窯洞。這個插曲同時也點中了錢、馮二人各自的性格與政治觀念的穴位，暗含了十年之后，毛澤東為什么說國民黨蔣介石只能控制“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丟掉幻想，準備戰(zhàn)斗》，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而馮友蘭卻留在大陸，緊跟政治形勢，左右搖擺，見風使舵，結果落了個晚節(jié)不保，灰頭土臉的下場的人生密碼。其實，以芝生慣用和天生具有的為人處事的騎墻與迎合帝王的性格，日后之悲劇，在此即顯露并注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