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保護和搶救平津地區(qū)教育、文化界知識分子與民族精英，越來越顯得重要和迫在眉睫。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煜瀛、同濟大學校長翁之龍、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等102人聯合發(fā)表聲明，揭露日軍破壞中國教育機關的罪行，提出了“教育為民族復興之本”的口號，要求政府采取果斷措施，將一些高校遷往內地辦學。

8月17日上午，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在南京汪精衛(wèi)寓所召開，共邀請16人參加，分別是：

張伯苓、蔣夢麟、黃炎培、張嘉森、張耀曾、沈鈞儒、曾琦、▲李璜、▲蔣方震、▲梁漱溟、▲陶希圣、▲傅斯年、毛澤東、馬君武、晏陽初、▲胡適。由汪精衛(wèi)主席，列席者有蔣作賓、王世杰、吳達詮三部長及秘書長張群。

所邀人員大約有一半出席（有▲標志者），時在延安的中共領袖毛澤東由周恩來代表出席。從受邀人員名單可以看出，此次會議除了軍事上的討論，更多的是對文化教育方面的關注，平津地區(qū)教育、學術界何去何從，已經上升到國家戰(zhàn)略的高度予以討論。

9月10日，國民政府教育部發(fā)出第16696號令，正式宣布在長沙和西安兩地設立臨時大學。由國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組成長沙臨時大學。以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原北洋大學）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為基干，設立西北（西安）臨時大學。兩個臨時大學以原各校校長任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迅速赴當地選址籌備，盡快組織師生撤出平津地區(qū)在新校舍開課。

9月13日，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為當然委員，另有北大胡適、清華顧毓琇、南開何廉，外加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湖南大學校長皮宗石、湖南省教育廳長朱經農等為委員。教育部部長王世杰為主任委員，教育部次長周炳琳為主任秘書，因周炳琳不得脫身赴長沙，其主任秘書一職由楊振聲代理。會議確定租賃地處長沙市韭菜園一號原美國教會所辦圣經書院作為臨時校舍，明確院系設置、組織結構、經費分配等事宜。此時的長沙圣經書院已經停辦，校內教室、宿舍、家具及辦公用具較為齊備，另外還有一個大禮堂地下室，正好作為臨時大學師生的防空洞，以避日機轟炸。

9月20日，北大校長蔣夢麟與三校同仁陸續(xù)到達長沙緊急籌備。9月28日，各項事宜就緒，開始啟用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關防，校務由三校校長及主任秘書組成的常務委員會負責。[8]與此同時，西北臨時大學也在西安擇好了校址并基本籌備就緒，戰(zhàn)時的中國教育即將揭開新的一頁。

在此之前，由教育部發(fā)出的撤退命令已在平津各校師生中用書信和電報秘密傳達， 早已心力交瘁，翹首以盼的各校教職員工和學生們接到通知，紛紛設法奪路出城，盡快逃離淪于敵手的平津兩地，輾轉趕赴湖南長沙和古城西安--中國現代歷史上最為悲壯的知識分子大撤退開始了。這一決定是在時局激變的緊急情況下倉促作出，因而，此次撤退實際上是一次毫無組織和秩序可言的慌亂大逃亡。

校園成為一片焦土的南開大學師生接到命令，乘船沿海路陸續(xù)南下。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理學院院長楊石先，早在宋哲元、張自忠等輩與日本人拉拉扯扯，欲談和屈就時，已感到兇多吉少，遂著手組織部分留守師生向校外轉移圖書、設備，并組織教授眷屬盡可能撤出校園，轉往安全之處。當戰(zhàn)爭打響，日軍炮擊、轟炸南開校園后，黃鈺生、楊石先與郭屏藩等教授冒著滾滾濃煙和零星的槍炮聲，在校內檢點情況。當撤離校園時，黃鈺生從自家倒掉的廢墟中扒出了未燒著的被褥和一件襯衣，楊石先則只有身上的一套單衣和一架相機，二人帶著這點僅有的身外之物，率領南開師生踏上了去往長沙的路途。

坐落于北京城中心地帶，建校歷史最為悠久的北京大學，由于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胡適等名流均赴廬山參加政府會議，各項善后工作落到了北大秘書長兼歷史系教授鄭天挺身上。隨著北平淪陷，日軍進城，一些骨氣與民族氣節(jié)都呈“五短身材”狀的文人、學者紛紛“下水”，開始與日寇狼狽為奸，企圖阻止師生南下，局勢異常嚴峻。面對危局，鄭天挺顧不得夫人新喪，子女年幼的悲痛與托累，全部身心用于保護校產和組織師生安全轉移中來。他先是決定向經濟困難的滯校學生每人發(fā)款20元，促其迅速離校，爾后想方設法使北大教授及其家屬安全撤離。對此，鄭天挺回憶說：“蔣夢麟校長等離北平后久無來信，對學校下步如何處理，大家都不清楚，只能臨時應付。日寇進城、形勢更加惡化，當時教職工到校者寥寥可數，多數同仁都想早離危城，但又無路費。當時我仍每天到校辦公，解決職工教授生活、安全、校產保護等問題。未走教授如孟森、湯用彤、羅常培、邱椿、毛子水、陳雪屏等也多次開會，建議給低薪職工每人發(fā)30元維持費。并表示全力協(xié)助我共同支撐、維持學校局面。當時大家也常為我的安全憂慮?！盵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