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征服隋朝的過程非常值得一提:他和野蠻的東突厥人達成了軍事同盟,然后才取得了勝利。此外,在他寫給突厥統(tǒng)治者的信中,高祖使用了“啟”這個字,這是地位低的人對地位高的人所使用的敬稱。對于一個想要做中國皇帝的人來說,以平等的口氣甚至卑微的口吻稱呼一個野蠻人實在是一件有失顏面的事。他的儒家顧問十分反對,但是高祖解釋說:“古人曰:‘能夠一人之下,才能萬人之上。’在這個比喻中,塞外的那些野蠻人相當于什么呢?他們只是相當于一個普通人而已。此外,‘啟’這個字并非價值千金,即使是千金我也愿意給他。為什么我們對一個字竟然糾纏不清呢?”
高祖精明的外交策略反映了七世紀時中國新的現(xiàn)實。中國當時四周都受著強大的非漢族人的威脅,包括東西突厥、回鶻、契丹和鮮卑,他們都來自中國北方的大草原,此外還有藏族、南詔和來自朝鮮半島的高句麗(Koguryo)。面對所有這些威脅,要想維持一個統(tǒng)一的中國不僅需要建設(shè)長城,而且還要處理好與不同野蠻民族的關(guān)系乃至與其聯(lián)盟。
此外,在漢朝滅亡后,中國的宗教版圖徹底發(fā)生了變化。從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開始,源自印度并由商人和僧侶介紹到中國的佛教就成了中國的主要宗教,其信徒比源自本土的道教還要多。通過吸收本土元素,佛教進行了中國化改造。雖然佛教徒和道教徒常常激烈對立,但是大多數(shù)普通中國百姓完全可以同時信奉佛教、道教以及本地其他宗教。對于世俗人來說,佛教宣揚的“極樂世界”比中國傳統(tǒng)的死后成仙觀念更具吸引力,因為這種傳統(tǒng)觀念認為只有極少數(shù)人可以得道成仙,而其余大部分人只能進入陰森可怖的地獄。
最后,至少在北方,中國人和野蠻人之間原來的鮮明界線開始模糊了。在公元220年到581年間的混亂時期,一些“野蠻人”統(tǒng)治者征服了中國北方的部分地區(qū),并建立了獨立的王國。這些統(tǒng)治者很多接受了中國的風俗習慣并和中國社會地位較高的家庭開始通婚,從而產(chǎn)生了一批混血的游牧貴族,他們信奉佛教,既說漢語又說突厥語。(因為多數(shù)游牧民族沒有書面語言,所以掌握漢語成了他們做官的一個關(guān)鍵因素。)由于北方由已經(jīng)中國化且具有較高文化的前游牧民族所控制,加上通婚盛行,使得那種認為中國人文明野蠻人落后的傳統(tǒng)觀點發(fā)生了變化。事實上,雖然唐朝皇帝本身宣稱自己的祖先是著名漢朝大將李廣利(LiGuangli)和道教哲學家老子(LaoTzu)的后裔,但是實際上他們本來就是中國北方的混血貴族,充其量只有一半的漢族血統(tǒng)。
高祖精明的外交策略反映了七世紀時中國新的現(xiàn)實。中國當時四周都受著強大的非漢族人的威脅,包括東西突厥、回鶻、契丹和鮮卑,他們都來自中國北方的大草原,此外還有藏族、南詔和來自朝鮮半島的高句麗(Koguryo)。面對所有這些威脅,要想維持一個統(tǒng)一的中國不僅需要建設(shè)長城,而且還要處理好與不同野蠻民族的關(guān)系乃至與其聯(lián)盟。
此外,在漢朝滅亡后,中國的宗教版圖徹底發(fā)生了變化。從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開始,源自印度并由商人和僧侶介紹到中國的佛教就成了中國的主要宗教,其信徒比源自本土的道教還要多。通過吸收本土元素,佛教進行了中國化改造。雖然佛教徒和道教徒常常激烈對立,但是大多數(shù)普通中國百姓完全可以同時信奉佛教、道教以及本地其他宗教。對于世俗人來說,佛教宣揚的“極樂世界”比中國傳統(tǒng)的死后成仙觀念更具吸引力,因為這種傳統(tǒng)觀念認為只有極少數(shù)人可以得道成仙,而其余大部分人只能進入陰森可怖的地獄。
最后,至少在北方,中國人和野蠻人之間原來的鮮明界線開始模糊了。在公元220年到581年間的混亂時期,一些“野蠻人”統(tǒng)治者征服了中國北方的部分地區(qū),并建立了獨立的王國。這些統(tǒng)治者很多接受了中國的風俗習慣并和中國社會地位較高的家庭開始通婚,從而產(chǎn)生了一批混血的游牧貴族,他們信奉佛教,既說漢語又說突厥語。(因為多數(shù)游牧民族沒有書面語言,所以掌握漢語成了他們做官的一個關(guān)鍵因素。)由于北方由已經(jīng)中國化且具有較高文化的前游牧民族所控制,加上通婚盛行,使得那種認為中國人文明野蠻人落后的傳統(tǒng)觀點發(fā)生了變化。事實上,雖然唐朝皇帝本身宣稱自己的祖先是著名漢朝大將李廣利(LiGuangli)和道教哲學家老子(LaoTzu)的后裔,但是實際上他們本來就是中國北方的混血貴族,充其量只有一半的漢族血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