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家的四合院經(jīng)過主人多年的經(jīng)營，院子里早已是花木錦簇、枝繁葉茂，在王世襄的夫人袁荃猷先生的筆下曾這樣描寫他們的小院：“芳嘉園南墻下一溜玉簪花，綠油油的葉片，雪白的花苞，凈潔無瑕。西南角有四五叢芍藥，單瓣重蕊，都是名種。西窗外有一株太平花，一串串小白花，散發(fā)出陣陣幽香，更因其名而倍加鐘愛。北屋門前階下，有兩棵老海棠，左

右相峙，已逾百年。春日賞花，秋冬看果。不論是大雪紛飛，還是陽光燦爛，滿樹紅果，鮮艷異常。西側(cè)樹下小叢矮竹，移自城北，是一位老叟熱情贈送的，世襄曾有詩致謝。東側(cè)樹旁一噴壺花，種的是1948 年世襄從美國寄回的種籽，極易生長。花一開，就會迸發(fā)出許多花須，四面噴射。我們不知其名，就管它叫噴壺花。東北墻角，植竿牽繩，牽?；ň壚@而上，燦若朝霞，搖曳多姿。臺階上，大花盆里種蔦蘿，用細竹竿扎架，綠葉中的小紅花，像一枝枝小紅蠟燭，煞是好看。小花盆里還有各色的‘死不了’，不用種，年年會自己長出來。東廂房外，一大架藤蘿，含苞欲放時，總要摘幾次烙餅嘗鮮。盛開時，蝶鬧蜂喧；開謝時，繽紛滿地。架外竹籬上爬滿了粉色薔薇。過道門外，有一棵凌霄，攀緣到影壁上，抬頭仰望，藍天白云，托著黃得發(fā)紅的花朵，絢麗奪目?！雹谶@是一座美麗的小院，卻也極難逃脫被破壞的厄運。其實紅衛(wèi)兵早就盯上了王世襄這個摘帽右派，“破四舊”的第一天，他們就不請而至，用最野蠻的手段破壞整個院落。一架葫蘆長勢正好，紅衛(wèi)兵就拆散架子，葫蘆秧連根拔起，結(jié)的一架的嫩葫蘆扔得到處都是。院子里的盆栽花卉以及養(yǎng)在墻角的長勢葳蕤的蘭草統(tǒng)統(tǒng)被扔進了垃圾桶。砸爛了整個院子以后他們還意猶未盡，幾個紅衛(wèi)兵還在王世襄家的大門上貼了一副對聯(lián)：“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p>

紅衛(wèi)兵們絕塵而去后，王世襄站在被破壞得一片狼藉的院子當中，欲哭無淚，這也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這次運動是否還像之前的“三反”“五反”和“反右”，過一段時日就結(jié)束了呢？他決定等一等、看一看情況再說。緊接下來不斷有熟人被“炒家”的消息傳入他的耳朵，他的好友陳夢家、啟功、史樹青等都相繼被“抄家”。向來對政治運動遲鈍的王世襄，突然變得敏感起來，因為在“三反”“五反”期間他就被抄過一次家。他明白作為剛剛摘帽的右派分子，又有出身官僚的家庭背景，是無論如何也躲不過這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成為漏網(wǎng)之魚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他認為與其被動被抄家，不如主動上交自家的物品，也就是“自我革命”，這樣也許會有一個好一點的結(jié)果。下定決心后，王世襄就向自己的單位文物局文博所請求“抄家”。

王世襄當時所在的單位文博所全稱為“文化部文物博物館研究所”，王世襄是1962 年右派摘帽后調(diào)到該所的。文博所初創(chuàng)于1935 年，原名叫“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由朱啟鈐和梁思成等主要負責。新中國成立后改名成為“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為適應時代和文物保護工作的進展，1955 年又更名為“古代建筑修整所與文物博物館研究所”。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文博所的工作幾乎停頓，除個別工作人員留守北京外，其余皆下放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干校集體“勞動改造”。1974 年又更名為“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

所與古文獻研究室”，直至1990 年合并為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原中國文物研究所）至今。

正是王世襄冥冥之中的“自我革命”，無意中挽救了自己的收藏，同時也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留下了一粒過冬的種子。文博所很快答應了王世襄的“請求”，1966 年9月2 日，文博所負責人、辦公室主任張思信等人來到芳嘉園王家老宅“抄走”了圖書、字畫、古玩、家具書稿等大批財物。（見本書第97-149 頁圖表）

1967 年，隨著“破四舊”運動的擴大化，王世襄所在的東城區(qū)派出所又組織了一次紅衛(wèi)兵抄家，由于文博所已將絕大多數(shù)的文物抄走，所以這次抄家主要以金銀玉器、日用家具、生活物品為主。（見本書第150-158 頁圖表）

1971 年，中央大概已經(jīng)意識到“破四舊”運動給社會帶來的嚴重危害，于是決定制止這個行動。由毛澤東批示，中共中央發(fā)文，對在京的部分統(tǒng)戰(zhàn)對象被抄被查財物提出處理意見，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fā)至省、軍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