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對“抄家”一詞的了解是從中國的傳統(tǒng)戲曲中獲得的。記得幼時隨母親看戲，舞臺上一個個畫著白豆腐塊的各色奸臣，或貪贓枉法，或作惡多端，最終的下場都是-- 皇帝下派的官員手擎圣旨及時趕到某地，由威風凜凜的御林軍將貪官押翻在地，欽差便宣讀圣旨，歷數(shù)貪官的種種劣跡，然后免去官職。待御林軍摘去貪官的烏紗帽后，欽差大臣往往還要宣讀一句“抄家”，“壞人”最終得到懲罰，這時滿場的觀眾通常都會解氣地鼓起掌來。我呢，雖然對劇情不是太懂，但看到大人們都為壞人得到懲處而使勁地鼓掌，自己也往往會莫名激動起來，心里也漸漸形成了一個深刻的印象，“抄家”是懲罰壞人的重要手段！后來閱讀有關家具方面的著述，很多著述為求證硬木在家具史上的應用時間，通常就舉出《天水冰山錄》這本書。這是一本明代的古籍，其內(nèi)容就是有關抄沒明世宗嘉靖朝的奸臣嚴嵩、嚴世蕃父子家產(chǎn)的抄家清單，書中詳細記錄了有關嚴家家具的情況，是研究明代家具非常重要的史料。進入清代，也有一個“抄家”大案為世人所熟知。雍正六年，在江南織造任上經(jīng)營六十年的曹家因政治原因舉家被抄，曹雪芹時年十四歲，他目睹了家庭中落的過程。后來天資聰穎的曹雪芹飽嘗了幾十年的世態(tài)炎涼，用如椽之筆為后人留下了一部千古奇書《紅樓夢》。

以上所說的幾個例子，是我自己對“抄家”這一現(xiàn)象的膚淺認知。相信歷史上“抄家”的例子還有很多，這些抄家事件大多都建立在彼時彼地的法律基礎或社會秩序之上（當然不能排除有冤假錯案的存在），都是個案。要說全國范圍內(nèi)的“抄家”行為，則是發(fā)生在20 世紀60 年代初的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余生也晚，慶幸沒有經(jīng)歷過那場浩劫，但是當年的報章雜志，卻揭開了那場全民“抄家”慘劇的面紗。

“文化大革命”是1966 年5 月到1976年10 月發(fā)生在全國范圍內(nèi)的一場政治運動。運動的波及面之廣，破壞程度之深，都可用前所未有來概括。1966 年6 月6 日，《人民日報》發(fā)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提倡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要億萬工農(nóng)兵群眾把所謂資產(chǎn)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號召全民向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作斗爭，并在后來的文革《十六條》明確了“破四舊、立四新”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要目標，這一決定成了文革“抄家”的導火索。北京作為首善之區(qū)，可謂“近水樓臺”，新的政策一經(jīng)頒布，1966 年8 月17 日，北京二中的紅衛(wèi)兵連夜發(fā)布了《最后通牒--向舊世界宣戰(zhàn)》，聲言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于是一場席卷全國的“抄家”悲劇就從北

京拉開了大幕。著名文化學者葛劍雄曾撰文《我所經(jīng)歷的抄家》，他是這樣描述這次運動的起因的：

對不滿四十歲的中國人來說，“抄家”一詞一定相當陌生，甚至不知“抄家”為何物。因為在今天中國的法律中，已經(jīng)沒有“抄家”這一項，公民住宅和財產(chǎn)受到法律保護，搜查或沒收都須經(jīng)公安部門批準，或經(jīng)法院判決。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抄家”是很普通的“革命行動”。特別是“文革”初期，一度抄家成風，在任何城鎮(zhèn)中隨時發(fā)生，隨處可見。當時《人民日報》曾發(fā)表社論，贊揚紅衛(wèi)兵的革命行動“好得很”！的確抄家行動是從北京紅衛(wèi)兵的“革命行動”開始的。

北京是眾多高校和研究機構所在地，專家、學者云集，且文物古跡眾多，在這場“破四舊”的活動中遭受的破壞也最大。無知者無畏，紅衛(wèi)兵沖進頤和園，將萬壽山上近千尊琉璃佛像砸爛，國寶級文物毀于一旦。國畫大師齊白石已去世多年，因為江青點名批判齊白石，瘋狂的紅衛(wèi)兵就沖進魏公村的齊白石墓地，將整個墓園砸得面目皆非，并搗毀了位于北京西城跨車胡同的“白石書屋”。隨著“破四舊”運動的深入開展，破壞行動逐漸從最初的毀壞文物、古建蔓延到向名貴花木開火了。北京大學“文革”前有兩株名貴的西府海棠，就是被紅衛(wèi)兵無情地斬草除根了。著名學者季羨林在《懷念西府海棠》一文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事情就發(fā)生在“十年浩劫”期間，一時忽然傳說：養(yǎng)花是修正主義，最低的罪名也是玩物喪志。于是“四人幫”一伙就在海內(nèi)名園燕園大肆“斗私、批修”，先批人，后批花木，幾十年、上百年的丁香花樹砍伐殆盡，屢見于清代筆記中的幾架古藤蘿也被斬草除根，幾座樓房外面墻上爬滿了的“爬山虎”統(tǒng)統(tǒng)拔掉，辦公樓前的兩棵枝干繁茂綠葉葳蕤的西府海棠也在劫難逃?？傊?，一切美好的花木，也像某一些人一樣，被打翻在地，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腳，永世不得翻身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