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雪林以死呼救
“文壇往事辨?zhèn)伟浮钡牡诙€“偽”是指蘇雪林借悼胡適之名美化自己，甚至說大陸50年代前期動員了所有歷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寫了三百萬言的批胡文章，皆“導源于那一回我的反魯事件。我這只火老鴉，帶累了胡先生遭了一場回祿之災，至今余焰猶燃，并且愈燒愈熾。我真對不住胡先生呀”。這顯然是借名人抬高自己。其實，大陸清算胡適思想，首先是因為他在政治上不離國民黨。其次是他在學術思想上從實驗主義出發(fā)，提倡以考證取代研究;又倡導整理國故，以此為武器去“抵抗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這壓根兒與蘇雪林的“反魯”事件沾不上邊。要說是因誰而引起，也是因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而引起。這就難怪劉心皇在《欺世“大師”--與蘇雪林女士“話”文壇“往事”》中指蘇氏的七篇“悼胡”文章，“完全是‘揚己’的，而‘悼胡’僅屬于陪襯地位，這真是‘攀胡’的杰作”。15
寒爵、劉心皇對蘇雪林的《悼大師，話往事》的文章提出批駁后，蘇雪林氣急敗壞，寫了據(jù)說多達四五十封信，有的投向治安機關，對寒爵加以誣告;有的投向教育機構和文化界朋友，對寒爵、劉心皇散布流言，稱對方是“左派作風”、“文壇敗類”。失去理智的蘇雪林顧不得基本的邏輯常識，當她得知劉心皇要把論戰(zhàn)文章印為《文壇往事辨?zhèn)巍芬粫l(fā)行時，到處找“文藝界的同志力加勸阻”，還上告警察部門，邀臺灣警備司令部的政治部副主任“介凡先生來再三勸告”，可劉心皇還是我行我素，蘇雪林只好以死呼救：“文化輿論界再不有所表示，我生死便危在旦夕，還要預備出國！”16這“死”，一方面是指把血壓高的老年人“活活氣死”，二是指被罵死。在戒嚴時代，像劉心皇寫的《蘇雪林女士與魯迅的關系》17一類的文章，把正常的文藝批評演變?yōu)檎蜗莺Φ氖侄?，它無疑具有“告密”作用，可把人置于死地。用劉心皇自己的話來說，扣紅帽子的后果是“輕則坐牢，重則可殺頭”。18因而，蘇雪林無法吞下這一口氣，向“中國青年寫作協(xié)會”寫公開信罵劉心皇為“無恥文棍”。劉為了報一箭之仇，決定繼續(xù)發(fā)行《文壇往事辨?zhèn)巍芬粫?。蘇雪林又寫作《栽誣和懇求嚴厲制裁》的信件，再次“潑口惡罵”，劉心皇忍無可忍，再自印一冊《從一個人看文壇說謊與登龍》，多達三百二十二頁，比上一本幾乎厚兩倍。
一場嚴重的政治惡斗
劉心皇、寒爵與蘇雪林關于“文壇往事”的論戰(zhàn)，被柳浪稱為“蘇·劉·寒交惡事件”。19其實，這不是誰與誰“交惡”，而是一場嚴重的政治惡斗。本來，文學史料一般是不具政治性的，且屬“過去式”，但在戒嚴時代，如果這史料與政治有關，與“擁魯”有關，與左派有關，那就超出學術范疇。劉心皇、寒爵拋出蘇雪林當年的“擁魯”材料并加以影印重刊，主要不是為了學術上的求真，也不是“糾正文壇往事說謊的邪惡風氣”20，而是利用學術討論達到特定的政治目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雙方上綱上線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文壇的自身地位，維護既得的利益，為的是自己能安全地度過戒嚴時代，不被當作嫌疑分子抓進牢去。
學術論爭應遵守起碼的游戲規(guī)則，可論戰(zhàn)的雙方無論是劉心皇還是蘇雪林，均有許多違規(guī)做法。我們不能因為劉心皇是靠“史料說話”就認為他沒有問題。其實，劉心皇的史料有不少是捕風捉影、牽強附會的。如劉心皇在《蘇雪林怎樣揄揚左派》21中，“揭發(fā)”蘇雪林1952年12月發(fā)表有《三十年寫作生活回憶》22，內(nèi)云“鄭振鐸經(jīng)常日寫萬言，怪不得他那么多產(chǎn)。我對于這種作家每羨慕不止，只恨自己學他們不來”。這里講的只是寫作速度問題，絲毫不涉及作品的內(nèi)容?？稍凇敖鋰馈睍r代，只要是提到大陸文人就犯忌，更何況用的是贊揚的語調(diào)，因而這便成了劉心皇強加給蘇雪林的向左派文人頻送秋波的罪證。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劉心皇有的文章史料倒對，但推論卻是錯誤的。如在與蘇雪林“話往事”時，根據(jù)魯迅1935年給“三郎”（蕭軍）的書簡中對周揚以鳴鞭為業(yè)績的滿腔怒火，便斷定魯迅“死前的一年，已經(jīng)在反共了”。23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誤讀。周揚并不代表共產(chǎn)黨--正如劉心皇不是國民黨的化身，反他不等于反國民黨一樣--對周揚一人的不滿不等于就是對共產(chǎn)黨的不滿，更不等于反共，這應是常識。
寒爵和劉心皇用揭老底的辦法證明蘇雪林不是“一貫反魯”，其實很符合蘇氏的思想邏輯發(fā)展。蘇雪林深受五四文化的熏陶，以至在與教育當局的官員談青年的心靈怎樣才不會被“赤化”時，又不自覺引用魯迅語錄“救救孩子”24，這叫積習難改。我們不能要求蘇雪林從登上文壇那一天起就“反魯”，正像“反共救國團”主任蔣經(jīng)國當年也左傾，參加過共青團一樣。
劉心皇、寒爵與蘇雪林的論戰(zhàn)，經(jīng)歷了由文學意義上的批評，到政治上揭發(fā)和思想意義上的算舊賬，再到政治斗爭的總抨擊這樣一個不斷蛻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包含了文學史觀的蛻化、思想的扭曲和批評方法的庸俗化。毫無疑問，在這個過程中，劉心皇對蘇雪林的人品與文品的污蔑占了極大的比重。僅《“丑惡的魔鬼”之事實種種》的小標題便可見“劉某這么慘毒地整她”：
一、蘇某對羅敦偉、易君左之“無理毒罵”
二、蘇某對胡適先生之“無理毒罵”
三、蘇某對魯迅的“毒罵”
四、蘇某對郭沫若的“毒罵”
五、蘇某對郁達夫的“毒罵”
六、蘇某對陳獨秀的“憎惡和仇恨”
七、蘇某對李金發(fā)的“毒罵”
八、蘇某對孟子的“毒罵”
九、蘇某對曹雪芹的“無理毒罵”
十、蘇某對寒爵的“無理毒罵”
十一、蘇雪林對劉心皇的“無理毒罵”
十二、蘇某對作協(xié)之“無理毒罵”
十三、蘇某對于青年的譏罵
十四、蘇某對于國家的辱罵
十五、蘇某對其祖母之“毒罵”
十六、蘇某對其父親之“毒罵”
十七、蘇某對其丈夫之“毒罵”
在劉心皇看來，蘇雪林從古罵到今，從政治家罵到文學家，從辱罵國家到譏諷青年，從毒罵父親到毒罵丈夫，真是罪該萬死！可這里講的所謂“毒罵”，只不過是羅織罪名罷了，如劉心皇所列舉蘇雪林“辱罵”國家的例句：“她原是一個愛國者，現(xiàn)在她恨起中國來了！”這是蘇氏作品中《棘心》的一段。劉心皇由這段話得出蘇雪林“毒罵”中國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愛祖國可以正面表達，也可以側面乃至反面表達，何況有時“恨”也是“愛”的一種表現(xiàn)。還有劉心皇用蘇雪林的學生王敬羲說蘇雪林講課“口齒不清，發(fā)音又極尖”25，以致聽不懂，便判定蘇雪林不是“誨人不倦的老教授”，其立論之武斷，推論之荒謬，分析之簡單，態(tài)度之粗暴，不能不使人感到驚奇與憤慨。
當然，使人驚奇與憤慨的還有蘇雪林本人。她不該“在緊要關頭時，不忘記擺出婦女罵街的姿態(tài)，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對‘敵’破口大罵，或揭發(fā)對方過去的隱私，或針對對方個人的短處相譏，早把學術問題和爭辯置一旁不顧”26，更不應動用專政機關去解決學術爭論問題。關于后者，蘇雪林倒是有“前科”的：她早先就向刑警大隊誣告臺南青年詩人張明仁、王憲陽的問題。27這次又向治安機關寫黑信，這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使論爭走向“案件化”。本來，魯迅的作品應如何評價，魯迅的思想與藝術如何既有聯(lián)系有又有區(qū)別，留在大陸的文人是否均該一棍子打死，對來臺的作家胡秋原、鄭學稼是否還要“審查”他們過去親共的歷史，在戒嚴期間還能否自由討論文學問題，這確是當年臺灣文學界應多做探討的領域。但無論是劉、韓還是蘇雪林，都不是在認真討論這些問題，而是想借這些問題從政治上擊倒對方，故這場論戰(zhàn)一開始便被包圍在一種難以說清的詭異氣氛之中，以致蘇雪林本人也被自己造的謠言所擊中。
“文壇往事辨?zhèn)伟浮钡牡诙€“偽”是指蘇雪林借悼胡適之名美化自己，甚至說大陸50年代前期動員了所有歷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寫了三百萬言的批胡文章，皆“導源于那一回我的反魯事件。我這只火老鴉，帶累了胡先生遭了一場回祿之災，至今余焰猶燃，并且愈燒愈熾。我真對不住胡先生呀”。這顯然是借名人抬高自己。其實，大陸清算胡適思想，首先是因為他在政治上不離國民黨。其次是他在學術思想上從實驗主義出發(fā)，提倡以考證取代研究;又倡導整理國故，以此為武器去“抵抗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這壓根兒與蘇雪林的“反魯”事件沾不上邊。要說是因誰而引起，也是因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而引起。這就難怪劉心皇在《欺世“大師”--與蘇雪林女士“話”文壇“往事”》中指蘇氏的七篇“悼胡”文章，“完全是‘揚己’的，而‘悼胡’僅屬于陪襯地位，這真是‘攀胡’的杰作”。15
寒爵、劉心皇對蘇雪林的《悼大師，話往事》的文章提出批駁后，蘇雪林氣急敗壞，寫了據(jù)說多達四五十封信，有的投向治安機關，對寒爵加以誣告;有的投向教育機構和文化界朋友，對寒爵、劉心皇散布流言，稱對方是“左派作風”、“文壇敗類”。失去理智的蘇雪林顧不得基本的邏輯常識，當她得知劉心皇要把論戰(zhàn)文章印為《文壇往事辨?zhèn)巍芬粫l(fā)行時，到處找“文藝界的同志力加勸阻”，還上告警察部門，邀臺灣警備司令部的政治部副主任“介凡先生來再三勸告”，可劉心皇還是我行我素，蘇雪林只好以死呼救：“文化輿論界再不有所表示，我生死便危在旦夕，還要預備出國！”16這“死”，一方面是指把血壓高的老年人“活活氣死”，二是指被罵死。在戒嚴時代，像劉心皇寫的《蘇雪林女士與魯迅的關系》17一類的文章，把正常的文藝批評演變?yōu)檎蜗莺Φ氖侄?，它無疑具有“告密”作用，可把人置于死地。用劉心皇自己的話來說，扣紅帽子的后果是“輕則坐牢，重則可殺頭”。18因而，蘇雪林無法吞下這一口氣，向“中國青年寫作協(xié)會”寫公開信罵劉心皇為“無恥文棍”。劉為了報一箭之仇，決定繼續(xù)發(fā)行《文壇往事辨?zhèn)巍芬粫?。蘇雪林又寫作《栽誣和懇求嚴厲制裁》的信件，再次“潑口惡罵”，劉心皇忍無可忍，再自印一冊《從一個人看文壇說謊與登龍》，多達三百二十二頁，比上一本幾乎厚兩倍。
一場嚴重的政治惡斗
劉心皇、寒爵與蘇雪林關于“文壇往事”的論戰(zhàn)，被柳浪稱為“蘇·劉·寒交惡事件”。19其實，這不是誰與誰“交惡”，而是一場嚴重的政治惡斗。本來，文學史料一般是不具政治性的，且屬“過去式”，但在戒嚴時代，如果這史料與政治有關，與“擁魯”有關，與左派有關，那就超出學術范疇。劉心皇、寒爵拋出蘇雪林當年的“擁魯”材料并加以影印重刊，主要不是為了學術上的求真，也不是“糾正文壇往事說謊的邪惡風氣”20，而是利用學術討論達到特定的政治目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雙方上綱上線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文壇的自身地位，維護既得的利益，為的是自己能安全地度過戒嚴時代，不被當作嫌疑分子抓進牢去。
學術論爭應遵守起碼的游戲規(guī)則，可論戰(zhàn)的雙方無論是劉心皇還是蘇雪林，均有許多違規(guī)做法。我們不能因為劉心皇是靠“史料說話”就認為他沒有問題。其實，劉心皇的史料有不少是捕風捉影、牽強附會的。如劉心皇在《蘇雪林怎樣揄揚左派》21中，“揭發(fā)”蘇雪林1952年12月發(fā)表有《三十年寫作生活回憶》22，內(nèi)云“鄭振鐸經(jīng)常日寫萬言，怪不得他那么多產(chǎn)。我對于這種作家每羨慕不止，只恨自己學他們不來”。這里講的只是寫作速度問題，絲毫不涉及作品的內(nèi)容?？稍凇敖鋰馈睍r代，只要是提到大陸文人就犯忌，更何況用的是贊揚的語調(diào)，因而這便成了劉心皇強加給蘇雪林的向左派文人頻送秋波的罪證。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劉心皇有的文章史料倒對，但推論卻是錯誤的。如在與蘇雪林“話往事”時，根據(jù)魯迅1935年給“三郎”（蕭軍）的書簡中對周揚以鳴鞭為業(yè)績的滿腔怒火，便斷定魯迅“死前的一年，已經(jīng)在反共了”。23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誤讀。周揚并不代表共產(chǎn)黨--正如劉心皇不是國民黨的化身，反他不等于反國民黨一樣--對周揚一人的不滿不等于就是對共產(chǎn)黨的不滿，更不等于反共，這應是常識。
寒爵和劉心皇用揭老底的辦法證明蘇雪林不是“一貫反魯”，其實很符合蘇氏的思想邏輯發(fā)展。蘇雪林深受五四文化的熏陶，以至在與教育當局的官員談青年的心靈怎樣才不會被“赤化”時，又不自覺引用魯迅語錄“救救孩子”24，這叫積習難改。我們不能要求蘇雪林從登上文壇那一天起就“反魯”，正像“反共救國團”主任蔣經(jīng)國當年也左傾，參加過共青團一樣。
劉心皇、寒爵與蘇雪林的論戰(zhàn)，經(jīng)歷了由文學意義上的批評，到政治上揭發(fā)和思想意義上的算舊賬，再到政治斗爭的總抨擊這樣一個不斷蛻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包含了文學史觀的蛻化、思想的扭曲和批評方法的庸俗化。毫無疑問，在這個過程中，劉心皇對蘇雪林的人品與文品的污蔑占了極大的比重。僅《“丑惡的魔鬼”之事實種種》的小標題便可見“劉某這么慘毒地整她”：
一、蘇某對羅敦偉、易君左之“無理毒罵”
二、蘇某對胡適先生之“無理毒罵”
三、蘇某對魯迅的“毒罵”
四、蘇某對郭沫若的“毒罵”
五、蘇某對郁達夫的“毒罵”
六、蘇某對陳獨秀的“憎惡和仇恨”
七、蘇某對李金發(fā)的“毒罵”
八、蘇某對孟子的“毒罵”
九、蘇某對曹雪芹的“無理毒罵”
十、蘇某對寒爵的“無理毒罵”
十一、蘇雪林對劉心皇的“無理毒罵”
十二、蘇某對作協(xié)之“無理毒罵”
十三、蘇某對于青年的譏罵
十四、蘇某對于國家的辱罵
十五、蘇某對其祖母之“毒罵”
十六、蘇某對其父親之“毒罵”
十七、蘇某對其丈夫之“毒罵”
在劉心皇看來，蘇雪林從古罵到今，從政治家罵到文學家，從辱罵國家到譏諷青年，從毒罵父親到毒罵丈夫，真是罪該萬死！可這里講的所謂“毒罵”，只不過是羅織罪名罷了，如劉心皇所列舉蘇雪林“辱罵”國家的例句：“她原是一個愛國者，現(xiàn)在她恨起中國來了！”這是蘇氏作品中《棘心》的一段。劉心皇由這段話得出蘇雪林“毒罵”中國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愛祖國可以正面表達，也可以側面乃至反面表達，何況有時“恨”也是“愛”的一種表現(xiàn)。還有劉心皇用蘇雪林的學生王敬羲說蘇雪林講課“口齒不清，發(fā)音又極尖”25，以致聽不懂，便判定蘇雪林不是“誨人不倦的老教授”，其立論之武斷，推論之荒謬，分析之簡單，態(tài)度之粗暴，不能不使人感到驚奇與憤慨。
當然，使人驚奇與憤慨的還有蘇雪林本人。她不該“在緊要關頭時，不忘記擺出婦女罵街的姿態(tài)，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對‘敵’破口大罵，或揭發(fā)對方過去的隱私，或針對對方個人的短處相譏，早把學術問題和爭辯置一旁不顧”26，更不應動用專政機關去解決學術爭論問題。關于后者，蘇雪林倒是有“前科”的：她早先就向刑警大隊誣告臺南青年詩人張明仁、王憲陽的問題。27這次又向治安機關寫黑信，這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使論爭走向“案件化”。本來，魯迅的作品應如何評價，魯迅的思想與藝術如何既有聯(lián)系有又有區(qū)別，留在大陸的文人是否均該一棍子打死，對來臺的作家胡秋原、鄭學稼是否還要“審查”他們過去親共的歷史，在戒嚴期間還能否自由討論文學問題，這確是當年臺灣文學界應多做探討的領域。但無論是劉、韓還是蘇雪林，都不是在認真討論這些問題，而是想借這些問題從政治上擊倒對方，故這場論戰(zhàn)一開始便被包圍在一種難以說清的詭異氣氛之中，以致蘇雪林本人也被自己造的謠言所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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