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雪林：與寒爵、劉心皇“交惡”的事件
　　
　　蘇雪林于1999年4月21日辭世。在她辭世前的1997年8月，筆者曾在臺南專門拜訪過她?？伤巡宦?，不能和她當面核實發(fā)生在1962年的“文壇往事辨?zhèn)伟浮敝T問題。
　　
　　事情還得從1949年5月20日說起。這一天，臺灣警備司令部發(fā)布了世界上歷時最久的戒嚴令。這個一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解除的戒嚴令，以其極大的破壞性，打亂了臺灣整個社會的運行機制和正常秩序。尤其是《臺灣地區(qū)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及隨之而來的嚴禁30年代乃至20年代文藝的傳播，切斷了五四以來的文藝傳統(tǒng)，使得不少臺灣作家只好從事“橫的移植”而無法進行“縱的繼承”。在大專院校中文系，則只能講授中國古典文學(xué)，使“中國新文學(xué)史”學(xué)科的建設(shè)推遲了近四十年。
　　
　　所謂“文壇往事辨?zhèn)伟浮?，正是在這一背景中發(fā)生的。一方面是由于蘇雪林利用人們對30年代文壇知之甚少的情況，借胡適1962年2月14日去世發(fā)表七篇《悼大師，話往事》1的文章，吹噓自己，把自己打扮成抗戰(zhàn)前夕中國大陸文壇的盟主和“一貫反魯（迅）”的英雄；另一方面，它也是戒嚴時代“反共抗俄”的社會思潮和蔣介石倡導(dǎo)的“戰(zhàn)斗文藝”思想泛濫發(fā)展的結(jié)果。在這場大辯論中，劉心皇、寒爵與蘇雪林似乎是誓不兩立的兩派。但就三人“反魯、反左”，都崇拜胡適這點來說，并無根本的分歧。
　　
　　蘇雪林是否“一貫反魯”？
　　
　　這場“文壇往事辨?zhèn)伟浮?，所謂“偽”，是指蘇雪林在悼念胡適的文章中，宣揚自己“一貫反魯”、“討魯”。她是怎樣“反魯”的呢？她說：“我洞燭左派之奸，不能再行容忍，寫了一封長信給蔡孑民先生，詳述魯迅品格……勸他千萬不可上當。同時知道胡適先生將自海外歸來，又寫了一封長約四五千字的信給他。--我將致蔡孑民先生書的稿子也附了去，請胡先生一閱。我這封信是1936年11月間寫寄到北平胡先生寓所的，誰知胡先生回國之期展延了半個月，12月初始到上海，10日回到北平才讀到我的信。他當時回了我一封兩千字的信。”2 “當時整個文壇已被左派把持，當然我的反魯文章無處可以發(fā)表，第二年2月間魏紹徵先生在武昌發(fā)行《奔濤》半月刊，我將我的信（致蔡先生書也在內(nèi)）和胡先生復(fù)的信，都在那刊物上發(fā)表了，加上一個總題目《關(guān)于當前文化動態(tài)的討論》，這一下可激怒了……在各報尾及刊物里把我罵得狗血淋頭，并用一整本期刊文字的分量攻擊胡先生，直鬧到抗戰(zhàn)爆發(fā)前才罷……”
　　
　　蘇雪林宣揚自己的“反魯”業(yè)績時，還將自己最得意而被胡適批評為“舊文學(xué)的惡腔調(diào)”3 的句子重刊于世：“（魯迅）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薄棒斞干街鲝埓蚵渌贰F(xiàn)在魯迅死了，我來罵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
　　
　　在胡適告別文壇后，悼胡的文章在臺灣可謂是汗牛充棟，但像蘇雪林這樣將悼念與回憶文壇往事聯(lián)系起來，畢竟很少，因而顯得特別引人矚目。因在劉心皇主編的“救國團”刊物《幼獅文藝》上發(fā)表《錦上添花》4，批評文藝機構(gòu)慶祝蘇雪林及另幾位三十年創(chuàng)作紀念而受到蘇雪林辱罵的寒爵5，便很快寫了《替蘇雪林算一筆舊賬》6進行反駁。全文共八部分：
　　
　　一、她真正一貫“反魯”嗎
　　
　　二、《國聞周報》上有她的底牌
　　
　　三、且看她當年“擁魯”的文獻
　　
　　四、且看幾段肉麻文字
　　
　　五、由擁魯?shù)健皳砗钡男睦矸治?br>　　
　　六、如果魯迅有信給她就好了
　　
　　七、“最狡獪的狐貍”
　　
　　八、對蘇先生的建議
　　
　　蘇雪林是五四時期崛起的作家。她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參加文學(xué)活動時，難免和各派文人接觸。她在1949年后離開大陸，一個重要原因是不認同“新中國”，逃避共產(chǎn)黨對她“反魯”歷史的審查。想不到她于1952年從法國來到臺灣后，又要接受另一種形式的“審查”：由《反攻》雜志的主編寒爵向其反攻，清算她“擁魯”的歷史老賬。因而她也只得反“反攻”，寫了《為〈國聞周報〉舊賬敬答寒爵先生》7，認為寒爵是以“軟刀冷箭”對付她，屬“誣告”，是想“拜魯迅做徒孫”。寒爵讀后不勝憤怒，寫了更長的《蘇雪林先生可以休矣》8進行澄清。聲援寒爵的還有連赫侯、鳳兮、林祈登等人。9其中最有實力的是文學(xué)史家劉心皇。
　　
　　和寒爵一樣，劉心皇也是大陸遷臺作家。還在1939年，劉心皇就在河南洛陽由抗戰(zhàn)周刊社出版過《抗建文學(xué)論》。赴臺后以整理新文學(xué)史料著稱，其代表作是《抗戰(zhàn)時期淪陷區(qū)文學(xué)史》10。和蘇雪林論辯時，劉氏任當時號稱臺灣三大文藝團體之一的“中國青年寫作協(xié)會”總干事兼《幼獅文藝》主編。這個刊物因登過前面所述的寒爵文章被蘇雪林大罵，并無理要求《幼獅文藝》：“一是永不登寒爵的文章；二是撤換主編；三是登報道歉?！眲⑿幕士吹教K雪林如此狂妄和兇悍，便懷恨在心，伺機報復(fù)。機會終于來了，那就是蘇雪林“話往事”時漏洞百出，劉心皇便趕緊前來助寒爵一把，發(fā)表《從胡適之死說到抗戰(zhàn)前夕的文壇》11、《欺世“大師”--與蘇雪林“話”文壇“往事”》。12這兩篇文章寫得比寒爵更具“學(xué)術(shù)”性。
　　
　　劉心皇認為，蘇雪林反對魯迅，“是感情用事的‘反魯’，謾罵式的‘反魯’，不是有理性的‘反魯’，沒有說‘平實話’，以至完全落了空，甚至還有反效果”。這就是說，劉心皇和蘇雪林同屬“反魯”營壘，所不同的是劉心皇認為“反魯”不應(yīng)用世俗的方式，應(yīng)講求學(xué)理，這樣才能像過去的新月派的“反魯”那樣有力量，才能像“民族文藝運動”的“反魯”那樣有效果，才能似“文藝自由論辯”時那樣取得社會力量的同情。其次，劉心皇認為蘇雪林除“反魯”方法不高明外，“反魯”的時間也落后--在魯迅死了后才反，在他生前不敢反，遠不如下列仍健在臺灣的“反魯”英雄：如新月派代表人物梁實秋，《文藝月刊》主編王平陵，《現(xiàn)代》主持人之一蘇汶（杜衡），“文藝自由論辯”的主將胡秋原。再次，劉心皇認為蘇雪林在“說謊”，她并非“一貫反魯”。證據(jù)之一是蘇雪林遠在1929年元旦在《真美善》月刊上發(fā)表過《煩悶的時候》（署名綠漪），自招“很愛引用”魯迅的文章，而且“這幾年來寫信給朋友”時，“也總是引用魯迅的話”。今查蘇雪林的文章，她引用魯迅的話并不涉及政治，所引的是“煩悶恰似大毒蛇纏住我的靈魂”一類的比喻，且用來說明蘇雪林自己煩悶的心情。劉心皇挖空心思用此材料證明蘇雪林政治上的“擁魯”由來已久，顯然論點與論據(jù)不符。因此他給對方扣上“欺世大師”的帽子，也夠嚇人的了。劉心皇拋出的另一個重要證據(jù)是蘇雪林在魯迅“左傾后四年零八個月”即1934年發(fā)表了長達一萬五千三百字的“擁魯”文章：《〈阿Q正傳〉及魯迅的寫作藝術(shù)》13。此文稱僅《吶喊》、《彷徨》這兩本書，“已經(jīng)使他在將來中國文學(xué)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尤其稱贊《阿Q正傳》“與世界名著分庭抗禮，博得不少國際的光榮”。又揄揚魯迅小說“用筆的深刻冷雋”、“句法的簡潔峭拔”、“體裁的新穎獨到”。其實，這里講的都是藝術(shù)性，而非政治態(tài)度問題?？稍谛味蠈W(xué)猖獗的劉心皇看來，“反魯”就得一反到底：從政治到藝術(shù)，從人品到文品，從立場到技巧。其實，不用非此即彼的邏輯判斷看，“反魯”的人不一定會從頭反到腳，并可能喜歡《阿Q正傳》，也可能引用魯迅的某些警句，稱贊魯迅的語言為“標準的白話”?？稍诮鋰赖娜兆永?，“擁魯”就意味著“擁共”，因而許多作家哪怕喜歡阿Q這個人物形象，也得趕緊劃清界限，聲明自己根本不喜歡甚至沒讀過魯迅作品。難怪蘇雪林對這件往事諱莫如深，待被“檢舉”后不得不在《為〈國聞周報〉舊賬敬答寒爵先生》中解釋說，她是從藝術(shù)角度贊揚魯迅的，“我所反對的是魯迅的為人及其雜文所引起的惡劣影響。對《阿Q正傳》，我直到于今還說他寫得很不錯”。14這是一種比較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