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寫中央研究院的歷史的時候，傅斯年絕對是不會被遺忘的人物之一。好比說，在1938年7月這個時間點上，他既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又是中研院的（代理）總干事，承擔院務、所務之外，他還身兼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傅斯年嘗夫子自道曰，自己的職業(yè)“非官非學”，他在此刻的多重身份，即是清楚的印證。

然而，即便與傅斯年生命旅途相關的領域如是廣泛，他未曾顧此失彼，還是兼籌并蓄，“做此官，行此禮”，扮演好每一個角色，拿捏好應該有的分寸。例如，在第二次中日戰(zhàn)爭期間，軍、公、教的待遇極差，領導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的大師費正清，自1942年起從華盛頓的工作崗位上被調到重慶，先后擔任過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及美國新聞處處長，即親眼目睹戰(zhàn)爭期間知識分子瀕臨經(jīng)濟絕境的困頓。他在家信里便說，送給中國教授一支自來水筆（fountain pen）的價值，即遠遠超過他一年的薪水。在如是的大環(huán)境下，身兼史語所所長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傅斯年，一樣也得為了“開門七件事”而苦惱，在寫給夫人俞大綵的家信里，便仔細討論“米貸金”的事該如何解決。只是，即使面臨這般窘局，傅斯年依舊枵腹從公，儉樸自持，絕不以兼職身份拿兩份薪水，所以毅然退還了向參政會領得的薪水及生活補助費。傅斯年的清廉自持，本來只是公務員應有的最低道德標準；可是，對比于當時權貴高官之貪婪橫行，他的進退出處，卻是空谷足音，深具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道德風格的典范意義。

不過，傅斯年這般的自我規(guī)約，卻不會“推己及人”，要求同儕同樣遵守。相對的，他反而以個人豐富的政治/人際網(wǎng)絡為同仁爭取緊急救助和福利。例如，他將梁思成、思永兄弟“危苦之情，上聞介公（按：蔣介石）”，表明他們“需實時之救急”的困窘。這等俠義作風，讓梁思成之妻林徽因“感與慚并”，不得不致函盛譽傅斯年“存天下之義，而無有徇私”。

同樣的，一代史學大師、史語所專任研究員兼一組（后來的歷史學組）組主任陳寅恪也是傅斯年幫助的對象，只要陳對自己的出處做出決定，傅斯年即一肩扛下，“有所見命，當效力耳”。然而，當陳寅恪于1942年從香港脫難轉赴桂林之后，即擬領“專任研究員薪留桂”，暫不欲往史語所的常川駐地四川李莊一行，傅斯年便不以為然，主張陳寅恪如果要支領“專任研究員全薪，須以在李莊為前提”。傅斯年的理由也很充分，因為當時的研究所組織通則明白規(guī)定：“專任研究員須常川在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陳寅恪不能為例外。傅斯年向陳寅恪剴切言之，自己的辦事原則是：

凡事關人情者，當對同事盡其最大之幫助；然事關規(guī)例者，則未可通融。

面對傅斯年的要求，陳寅恪委婉以對，只說自己可能“遲早必須入蜀，唯恐在半年以后”。話雖如此，然而，他始終未曾踏入李莊一步。

堅持以“非得安眠飽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樂，不能作詩”為信念的陳寅恪，在戰(zhàn)爭困局下，“得過且過，在生活能勉強維持不至極苦之時，乃利用之，以為構思寫稿之機會”，終于奮力寫定《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這兩部巨著，學術成就可觀。然而，學術是一回事，規(guī)矩是另一回事，對比于傅斯年的行止，陳寅恪大概難被視為公務人員的模范。

傅斯年領導下的史語所，成就業(yè)績空前未有。只是，那些學術成績的基礎，并不只局限在學術范疇之中而已。身為學術社群的領導人，在“私”領域，傅斯年以身作則，無可挑剔；在“公”的范疇里，傅斯年于“人情”與“規(guī)例”之間，謹守分界大防，也無可詬病。顯然，所長之所長，應該就是對“公”、“私”之交涉及其分界，拿捏得當，與同仁相處相得。在傅斯年波瀾壯闊的生命歷程里，史語所所長任內的一切，總會有訴說不完的故事；他的所長風范，也必在研究院的院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