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農業(yè)稅收大幅帶動的是城市生活的流行風氣，市鎮(zhèn)的文化多元，以及促進紹興等城市的規(guī)模與繁榮。龐大的財源幾乎沒有回流農村，去投資改善農耕技術或大型的灌溉排水工程。雖然毫無疑問，像紹興長期依靠河道與運河運輸民生物資，部分農家也因此能將農產品銷往這些新興城市，提高所得，然而城鄉(xiāng)經濟和生活形態(tài)的差異日擴，已成社會的發(fā)展基調。
　　
　　往昔的讀書人，特別是張岱大力推崇的讀書人，早已看出社會弊病所在，經常冒著丟官甚至喪命的危險，也要大聲疾呼。當然，對張岱或歷代有志之士來說，中央朝廷的集權，與在朝為官從政的文人官僚，都是他們要面臨的現實。也拜這些所賜，張岱才得以穿透社稷之表象，了解暗藏的積弱不振，這確實很像他小時候愛看燈籠，仿佛其亮光可以照亮卜居城市的種種曖昧不明。
　　
　　因當時朝廷修史與京城邸報每周新聞的傳播，明朝多位皇帝驚人的荒唐行徑也為市井小民所知。張岱出生時，在位的是明代第十四位皇帝萬歷。至萬歷四十八年（1620）為止的整個萬歷年間，國政是一天不如一天。也許是這位皇帝種種怪異的行為舉止，激發(fā)張岱鉆研歷史，特別是閱讀人物傳記更成為他終生的嗜好。張岱弱冠之時，神宗深居內廷，宮里的宦官是唯一可面見圣上的男性，他們很快就把持了朝政。有明一代，宦官一直大權在握，但因朝臣假道學、交相撻伐，惹惱萬歷皇帝，讓他難以忍受，往往好幾個月拒絕到外殿接見官員。為表反彈，文人和遭罷黜者開始結社倡議改革，雖議論酣熱，但對圣上或宦官表明造反，只有遭嚴厲整肅的下場，于是朝政日敗，危在旦夕。
　　
　　張岱對明史有很透徹的理解。上溯至14世紀中葉，開國君主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農村，貧無立錐之地，一度還出家為僧，游方四海。后來，朱元璋展現運籌帷幄的軍事長才、果敢的決斷能力，歷過經年征戰(zhàn)，驅逐蒙元的異族政權，一統天下。明太祖一方面分封諸皇子，另一方面在南京重建強大的官僚體系，透過組織地方上的大地主，完善農村的社會制度。明太祖性格暴躁，行事極端暴烈，但也以精明干練、眼界開闊聞名。太祖把皇位傳給皇孫惠帝，新君學問淵博，對理想的中央集權方式有其見地，但太祖之子、惠帝之叔弒君，隨即踐祚，是為成祖。成祖自南京遷都北京，下令建造舟船，遠航至非洲東岸和波斯灣，宣揚天朝國威與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