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者·學者·智者
——憶陳錫祺先生

業(yè)師陳錫祺先生辭世已近周年，學界同仁聚會追思。作為忝列門墻的弟子，雖然了解尚淺，亦將點滴記錄。未必可以反映陳先生的人格學問，只是表達個人的印象體悟。

一 長者

陳先生是我攻讀碩士學位時的業(yè)師?！拔母铩鼻昂螅还舱惺者^好幾屆研究生，每屆大都數(shù)人，而我這一屆，僅錄取一人。由于當時陳先生年事已高，身體欠佳，因而前后兩屆或設培養(yǎng)小組，吸收中青年教師參與指導工作，或與其他教師聯(lián)合招收。只有我這一屆，由陳先生獨立承擔指導之責。雖然平時也要求我向其他各位老師請益，論文修改時還委托陳勝粦老師協(xié)助審閱，全程的培養(yǎng)指導，則主要由陳先生親力親為。即使在陳先生到從化療養(yǎng)期間，我也是專程前往療養(yǎng)院，當面聆聽教誨。

入校后，我一直以“先生”相稱，除了遵從中山大學歷史系師生的習慣，還因為此前就讀于四川大學，那里通常將幾位德高望重的大先生即老師的老師尊稱為先生。作為本師，以“先生”相稱，主要是表示極其敬重之意。由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開展相對較晚，在海內外整個中國近代史學界，陳先生都在長者之列。所以年齡、輩分各異的多數(shù)學界同仁，也尊稱“陳先生”。

史家既要用筆書寫歷史，同時也要高度自覺其自身的言行，同樣是歷史的一部分。近年來，隨著研究時段的下移，閱歷豐富的陳先生參與其中的一些歷史事件，逐漸進入研究的視野。1948年，陳先生到中山大學任教兩年，當時的中大校長王星拱因所謂縱容左翼學者而去職，陳先生和多位中大教授聯(lián)名上書力保，與當局抗爭對峙。此事背后，牽扯國民黨內朱家驊與二陳的CC派在學界的惡斗，二陳一脈的特務告了御狀，王星拱最終去職，實由蔣介石欽定，所以眾意難違一時間不如一手遮天來得有力。王星拱是老國民黨員，與陳先生是武漢大學的舊識，陳先生南下廣東任教，主要出于王星拱力邀。不過，陳先生此舉顯現(xiàn)一個知識分子為社會正義與公德拍案而起的無畏，公道自在人心，不能僅僅于無聲處。此事詳情，已寫成專文，可見中山大學的歷史，決非院墻內一校的校史可以范圍。朱家驊曾說其一生參與辦過三所大學，即北京大學、中山大學和中央大學，都是作為學界和青年乃至全社會風氣轉移的中心。陳先生的言行，確在歷史創(chuàng)造者之列。陳先生到中山大學任教60年紀念之際，我曾將在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朱家驊檔案中查到的當年中大教師聯(lián)名上書的復印件呈上，經(jīng)過一個甲子，陳先生的親筆簽名依然相當醒目，成為那一段精彩歷史的重要物證。

二 學者

陳先生不僅是一位長者，更是一位學者。從陳先生數(shù)十年如一日的教學研究生涯，可以真正領略到學者的風范與堅守。學術研究不可隨波逐流，要引領風氣，而不被風氣所推動轉移，否則難免趨時者容易過時之譏。陳先生轉而研治孫中山之時，這一領域還在相當冷淡的環(huán)境。此后數(shù)十年間，中國的政局社會波詭云譎，常常沖擊學術研究，而他始終堅持不懈，堅信研究工作的學術價值。待到風云變幻，峰回路轉，孫中山研究漸成顯學，也始終沉潛，并不因此而躁進。后學者須繼承學統(tǒng)，方能溫故知新，繼往開來。今人好談“接近國際前沿”，而且保持較快的“接軌”速度，結果“國際”何在，無從把握，一如墻頭草般隨風搖曳，鑿空蹈隙，游談無根，往往今是而昨非，自我迷失。其實大道無形，萬變不離其宗，有定見，固根本，才能立于不敗之地，不趨時亦不會過時。要做到這一點，須眼光抱負遠大，不計較一時一事的利害得失，讀書為人的部分，必須有千秋萬代的自覺。陳先生幾十年沉浸于孫中山研究之中，置身于喧嘩的風潮變幻之外，堅守學術原道，將冷學問做熱，將熱學問冷做。治史亟需這樣一種堅忍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于為己之余再去為人，深研之后進入高明，不必輾轉反側，自然處處皆是大道前沿。

作為近代史學界屈指可數(shù)的長者，陳先生不但有一般老人的雍容淡定，而且有老輩學人的氣度風范。其中最令人感佩的，是君子不黨、無欲則剛的風范，在任何情形下，絕不以學術為手段工具，既不為所謂吃飯的工具，更不為利益交換的手段。學問在他即是安身立命的所在，此外無他。孫中山研究領域常有所謂飯碗之喻，雖然大都不過玩笑話，卻從未聽到陳先生沿用附和。他也從不以自己由學術而來的身份地位，與其他方面做利益交換。對于學術的判斷，陳先生不作學術以外種種因素的權衡取舍，而一概秉承公理公器的精神準則，不以個人的利害親疏好惡影響學術評判的尺度。讀書期間因性情執(zhí)拗，有時難免固執(zhí)己見，陳先生或許并不贊同，但從來不以為忤，至多只是以循循善誘的方式委婉表達意見。這種純粹的學者向學態(tài)度，本來就是學人的理所當然，卻與時下種種斯文掃地的學界亂象形成鮮明對照。學術是高度自律之事，一旦失足，即失去道德屏障和資格，沒有改過的機會。此節(jié)前輩學人無論觀點傾向如何，往往有共同底線，反而后進大都不能了解把握，何況堅守，令人無限感慨。

三 智者

陳先生由治隋唐史轉而治近現(xiàn)代中國史，而民國時期中古史研究大家輩出，成效顯著。陳先生曾先后在武漢大學、金陵大學、四川大學等校讀書教學，受此浸染，其教法與做法，頗得中古史的高妙，與晚近史的一般通行有所不同。猶記得陳先生指引讀書與治學門徑，一曰以朱壽朋所纂輯的《光緒朝東華錄》為入門讀物，二曰用長編考異方法入手展開研究，并說明理由。當時雖然謹遵照辦，連知其然也不得其詳。后來讀書日多，涉及方面漸廣，逐漸體會到，二者既是史學的基本功夫，又是取法乎上的大道所在。治史須于編輯長編過程中四面看山地比勘參證各種材料，梳理相關人事及其復雜關系，方能近真并得其頭緒。此為宋以來“新史學”之不二法門，近代古史家的治學絕技。近代史研究起步較晚，淵源有自，取徑辦法，難免橫逸斜出，如果不是在中古史的領域浸淫有年，很難對于治史的正途大道心領神會。

陳先生于孫中山研究大熱之際，適時要求編撰《孫中山年譜長編》，進行扎實的資料梳理與比較，使得后來的孫中山研究無法天馬行空，任意馳騁，整體提升了這一研究領域的難度和水準。參與編撰《孫中山年譜長編》并細心體味陳先生所說編撰長編的用意，尤其是他一再強調的須將孫中山的思想與其生平活動交往融會貫通，相互印證，感悟頗深，這不僅影響個人的治學風格變化至深且遠，也是后來指示新進的重要門徑。今日學界無不推崇陳先生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就具體內容而論，其中固然不少可以改善之處，就主旨方法而論，則確系顛撲不破，只是各自的領略有所不同罷了。

廣東僻處嶺南，學術眼界容易流于固陋，非見多識廣，難以開展。陳先生閱歷豐富，接觸過的民國以來學界名流為數(shù)眾多，耳濡目染，自然目光遠大。我后來關注的重心之一，即晚清民國海內外研究中國的學人，曾經(jīng)幾次聽陳先生談起相關的學林掌故，大都親身經(jīng)歷或直接聽當事人陳述，頗為生動深入，非一般坊間傳聞可比。只是陳先生為人沉潛，行事低調，不愿附麗，加之年事已高，每每談及舊事，興致甚濃，事后則身體感到不適，因而不便打擾。如今陳先生仙去，多少疑問，無從解惑，實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