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在男性中心主義的文化傳統(tǒng)中，女性被驅離她們的身體，也被禁錮于她們的身體。如果說女性形象的“他塑”承載了太多的載體功能的話，女性形象的自塑似乎又成為遠離了眾多讀者的閱讀體驗和女性本真存在的私人敘述。而從中國本土的社會文化現(xiàn)代化進程中，追蹤女性的生命價值和意義，立足于精神性別建構的家園意識，身份認知中角色的互補與沖突和文化原型的梳理，旨在從社會歷史語境的語言深穴中發(fā)掘出“這一個”她帶血帶肉的女性形象。也許這樣的拷問對于完美的女性形象來說仍是碎裂的、片斷的，且不說男性中心主義的文化價值結構中女性形象的空洞能指性，但卻剪輯出超越了中國傳統(tǒng)家庭結構里母親形象的“新女性”形象的衍變特質，和不再隱隱地對峙于男性中心格局的女性自我言說方式，以及中國本土女性的現(xiàn)代化的生存經(jīng)驗和現(xiàn)代性的審美體驗，即女性個體生命真實的生態(tài)和本質。

一、1980年代以來女權／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的女性形象

（一）

自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女權主義批評被引介入我國以來¹，再到20世紀90年代末生態(tài)女權主義的出現(xiàn)²，女權／女性主義批評在我國已經(jīng)走過了20余年的發(fā)展歷程。期間，女權／女性主義經(jīng)由理論的橫向移植，到女性主義創(chuàng)作中有意識地借鑒和模仿，再到女性主義理論在文本批評中的全方位應用（文學、電影、戲劇、戲曲、繪畫、廣告、新聞媒體）以及女性主義理論在不同學科間的穿越，比如對女性社會學、女性法學、女性地理學以及文化人類學和文化心理學的涵容，女性主義批評確實呈現(xiàn)出一時之盛。但在西方卻有人驚呼女權／女性主義理論正處于“危機時刻”³：就文學學界本身而言，文學女性主義所屬于的那個黃金時代已經(jīng)過去，不僅關于女性主義，而且關于種族、性等方面的辯論也都已經(jīng)過去?！皻w屬認同政治”已經(jīng)變了味兒，至少在許多大學教師當中是如此；純理論也已經(jīng)多少有點黯然褪色。這是美文精神在與語義學持續(xù)不斷地斗爭中取得的又一個小小的勝利。越來越多的批評家，無論他們是否贊同女性主義，都變得越來越重視文學。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女性主義的領域真的處于一個“危機時刻”，而變好的征兆正在出現(xiàn)?！白兒玫恼髡住敝傅木褪峭黄屏四袡嘀行牡呐灾髁x的審美認知與現(xiàn)有基礎上人類審美經(jīng)驗的理性預期的融合⁴。

在國內，李小江的《閱讀的維度與女性主義解讀——析張抗抗的〈作女〉》 （ 《文學評論》 2003年第4期）一文敏銳地指出：“作女”這一女性形象不僅是反男性中心主義的，甚至是反女權主義的，她們的行為逸出了女性人生的常軌，不渴望擁有和男性有關的靈肉一致的愛，也不想經(jīng)歷生育的苦難和偉大。她們是自由、自主、自在的一群；對該作品評價出現(xiàn)的分歧，涉及當下女性寫作和文學批評中普遍存在的兩個問題，即閱讀的維度和女性主義批評的邊界。在我看來，這也就是“文學的”如何與“文化的”融合無間而沒有擦痕，“審美的”如何兼容“女權／女性的”濃厚的意識形態(tài)性。當這邊風景獨好時，女權／女性主義批評的著力點——女性形象批評卻呈現(xiàn)出黯然消退之勢。

當文學寫作的重心由作者轉向讀者時，女性主義的抗拒性閱讀策略，企圖化解剝離了男性中心視角的，人類文化價值結構的慣性引力圈之外的，女性／女權主義文論的內在緊張和矛盾，召喚出豐盈而完美的“這一個”女性形象，這一個“她”有著屬于人的自我的生命本原的力量和獨特的屬于她的文化時空結構。 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并不只是為了印證西方女權／女性主義文論在中國本土的女性寫作中的有效性，中國本土的女性寫作有著自己獨有的精神資源和現(xiàn)代傳統(tǒng)，以及中國文化中陰陽和合的自然觀⁵，從中提煉出立足于女性自我的生態(tài)整體主義的宇宙觀之上的女性形象與生態(tài)命題勢所必然。她，何以為家？“這一個”她的靈與肉在社會歷史語境的話語深穴中幽突奔走、顛沛流離，無法形成互文，聲息相通。

當我在閱讀丁玲時，闔上《莎菲女士的日記》 、《阿毛姑娘》 、《慶云里的一間小房》 、《自殺日記》……在我的想象中，都有一幅女性含淚的面容在城市街衢所組成的河流中浮漾，凝神細看時，這一幅含淚的面容又似乎在沉沉黑夜中的海面上蕩漾；而當一切都靜下來之時，含淚的面容又似乎在笑，笑容融化了燈光與黑夜交織下的海水的藍和邊界外的暗褐。當我閱讀完葉靈鳳的《永久的女性》之后，確實有女性澄澈地笑的面容映現(xiàn)出海水的藍和邊界外的暗褐。她的中心形象卻是蒼白的、空洞的、模糊的，有著歷史的宿命的投影?，F(xiàn)今，女性形象更是風姿綽約地閃爍在城市的摩天大樓、熙來攘往的流行與時尚之中以及金錢不竭的驅動力之后。在這全球經(jīng)濟文化一體化的時代潮流中，女人在干什么？能留在我的心海里的女性形象又是什么樣的呢？女性形象的斷裂性、不確定性和內在的含混，導致我的記憶中卻是一連串的模糊。從中發(fā)掘出“這一個”她帶血帶肉的真實形象，便成為女性形象研究的初衷和終極意旨。

（二）

有人說女性形象研究是傳統(tǒng)的女性主義批評的主要方法之一。但在我國，傳統(tǒng)的女性形象研究主要是從閱讀經(jīng)驗的美感出發(fā)，運用社會歷史批評方法，并沒有把女性形象的主體性和男性中心主義聯(lián)系起來。女性形象的塑造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寄寓著男性創(chuàng)造者審美意愿的理想載體和衡量社會解放的人性深度的標尺以及變動社會系統(tǒng)中的修辭能指；⁶一類是處身其中并對自我及兩性關系有著清醒、自覺的探詢意識的知識女性形象群（女性作家筆下女性形象的自塑），比如張潔、張抗抗、陸星兒、王小鷹筆下的女性形象，主體性的無奈、探詢和涵容了社會變動的平和，從已然風化的巖石上雕琢出粗具輪廓的女性自我形象的面容。但這也是群體性的，并不具備特色鮮明的個體性。這也代表了女性形象塑造在以后的兩種發(fā)展傾向：男性作家的世界觀中或隱或顯的男權中心和女性作家的創(chuàng)作觀中從男性中心主義的主流文化邊緣切入的日益鮮明的生命意識和性別意識。

20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以后，隨著女權／女性主義理論的大面積登陸，從男／女二元對立格局或從女性視角立論的批評不可謂不多，但女性形象研究并不是研究的重心，女性形象研究處于沒有理論支援的孤立狀態(tài)；而女性主義批評的性別、政治方法卻呈現(xiàn)出多中心的繁榮，尤其是研究者對于魯迅、茅盾、巴金、老舍，丁玲、張愛玲筆下的女性世界，從社會歷史語境、文化心理、性別蘊涵到女性形象的衍化及其功能分析，以及書寫策略的對位研究，解剖了民族敘事與遺忘的政治之間，女性形象在他塑中“被解放、被想象、被創(chuàng)造”的時代輪廓，以及在自塑中面對純粹的兩性關系所構成的文化深層時的心理困惑。女性形象研究悄悄地滲入了比較文學形象學⁷的內容和方法：在男性中心主義的主流文化和女性亞文化的交融、互滲的碰撞中，生命與文化交織的不可見的女性露出冰山的一角，標示著被造成的女性形象所承載的人性的深度和文化的沉重；在主流文化和女性亞文化的碰撞圈之外，歷史地生存著的真實女性有著屬于自己的生命綠地，女性主義批評從“女性形象”批評進入“婦女中心”批評。

女性主義批評和敘事詩學的結合⁸，可以更為徹底地打破女性是皮格馬利翁手中雕像的歷史怪圈，也能更加鮮明地雕刻出女性形象的主體性以及其中寄寓的現(xiàn)代性。但是這一女性形象仍是籠罩在被創(chuàng)造的對象性的客體地位。另一方面，女性自身在歷史過程中的主體性探求賦予自體的真善美，將突破歷史重圍而自由、自主、自在地揮灑出來人之為人的全面性。與此同時，富于美感和人文（道）主義氛圍的傳統(tǒng)的女性形象研究在平穩(wěn)地前進。生態(tài)女性主義更把男女對立的二元格局，推向了環(huán)境惡化中人與自然的對立，從生態(tài)整體主義反思男性中心的歷史文化語境的事實和價值。然而，脫離了女性形象研究，無論是女性主義批評，還是女性主義敘事學，抑或生態(tài)女權／女性主義批評，依然無法繞開男性中心話語體系的最后、最堅固的盾牌。一般文藝理論把形象看成是作家個人藝術獨創(chuàng)性的結晶，它的研究重點也在這里，而形象學研究中，作家充其量只被看成媒介，研究的重點是形象背后的文化差異和沖突。作家們賦予他者形象以意識形態(tài)或烏托邦色彩，總是有意無意在維護、擴張或顛覆自我文化。因此，他者形象一經(jīng)產生，就會反作用于自己，對自我意識發(fā)生巨大影響。比如，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的他者形象的烏托邦色彩，就顛覆了作家所屬的男性中心主義的主流文化，“安娜的血”創(chuàng)造了作者在八旬高齡的自我超越。正如雨果·狄澤林克所說：“每一種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時伴隨著自我形象的形成。”⁹他者形象猶如一面鏡子，照見了別人，也照見了自己。從這一視角進入作家筆下的女性世界，女性形象研究便是解構基礎上的建構，借助于形象學的問題框架，可以破除作家世界觀中的“我執(zhí)”意識，使之趨向更為宏闊的貼近的人文話語立場。但是這一鏡照中的女性形象，也有著受制于集體無意識的潛在規(guī)約和處身男女兩性對峙格局的類型化危險。王巧鳳的《原型批評與張愛玲》（ 《文學評論》2002年第6期）一文認為：我們的文化語境一直存在著性別盲點，尤其從水原型文化視域觀照性別歷史傳統(tǒng)及其經(jīng)驗時，女性自覺意義上體認的性別意識，是一種神話性質的虛假與蒼白，張愛玲及其創(chuàng)作較早地剖露了這一文化現(xiàn)象。依托于神話思維的原型批評賦予女性形象研究以更深邃的文化內涵：不僅揭示出了父權制文明中女性的性別依附身份，也發(fā)掘出史前時期女性在社會生活中居于主導地位的事實。¹⁰凝聚于女性主體的真善美本身就凝結著男性中心的價值體驗，但更有源于女性生存經(jīng)驗的、血肉淋漓的，無法被男性中心的歷史所納入的性情、思理和志趣。文學形象的創(chuàng)新，很接近歷史的前行，對它的界定，理應突破男性中心主義的歷史內囿，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時代特征：它可以是（一些人物）一個時代的先驅，也可以是（一個事件）一種歷史行為的先兆，或者說反映了歷史拐角處的時空塵埃和人情物理的牽絆——從這個角度看作家筆下各色女性形象，單純的女性閱讀或女性主義解讀都會顯得捉襟見肘。文化原型中所呈現(xiàn)的歷史的女性的生命價值和意義，家園意識，角色期待，超越了單純的性別指向，而是立足于身份認知和角色的互補與沖突中精神性別的孕育，呼喚著心靈的家園。也許這樣的拷問對于完美的女性形象來說，仍是碎片的，片段的，且不說男性中心主義的文化價值結構中女性形象成為空洞的能指，但卻拼貼出超越了母親形象的女性形象的衍變新質，以及不再隱隱地對峙于男性中心的女性自我的言說方式。

生態(tài)文藝學、生態(tài)美學的思考重點是推動精神生態(tài)與自然生態(tài)的良性互動，推動國民健康的生態(tài)觀和有利于生態(tài)環(huán)境改善的消費觀、人生觀的建設。生態(tài)文藝學所關注的不止是人與物質環(huán)境的關系，還要關注人與人的關系，特別是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關系。人怎樣對待物，怎樣對待山川草木，飛禽走獸，也折射出人如何對待同類，如何對待自身，折射出他的心靈。生態(tài)文藝學把宇宙觀、認識論和人生觀融合統(tǒng)一起來，探討人如何成為歷史的全面發(fā)展的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發(fā)展應是生態(tài)文藝學的哲學基礎；人在善待自然的同時，更重要的是人善待人，人善待自己。¹¹女性和男性一樣是社會的人，文化的人，自然的人。只有善待女性與男性相比的差異性，自然與人相比的差異性，才能推動精神生態(tài)和自然生態(tài)的良性互動。顯然，“作女”等新女性形象的出現(xiàn)，并不僅僅因為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更是因為我們生活的這個（中國大陸）社會，為作女的生長和“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國文化中“陰陽兼濟”的傳統(tǒng)、宗法家族社會中女性相對穩(wěn)定的生存空間，以及近代以來社會和男人扶助婦女解放的新傳統(tǒng)，都為今天“作女”的誕生和生長奠定了深厚的基礎。一旦如橫空出世，很快便“春風一片綠”了。無論在全球視野中看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還怎樣地處在“發(fā)展中”，都擋不住她們前驅的步伐，遮不住她們“新世紀”的身影。這是因為，她們的社會資源不盡是“全球化”和“現(xiàn)代化”的，不盡是都市的和職業(yè)化的，更來自我們的歷史和傳統(tǒng)——與西方和世界上許多民族不同，中國女人的歷史資源和社會支持十分豐厚，這里不必細細說清，但至少可以說明，迄今為止，無論西方女權主義怎樣發(fā)達以及女性主義小說怎樣前衛(wèi)，都還沒有出現(xiàn)“作女”這類形象。區(qū)別她們的不同，不是看她作為獨立的個人能“作”到什么程度，而是看她與社會、與男人的關系以及對自己、對生活的態(tài)度。從這個意義上講，直到20世紀90年代，歐美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寫作，仍然沒有走出“壓迫”或“壓抑”、反抗或反叛這樣的女性主義傳統(tǒng)，少見作女這樣灑脫、自由、自在、獨立且快活的“世紀女兒”。然而，一旦照搬西方的視角、西方的方法和批評模式看問題、看作品，就會忽視或曲解了我們自己土地上原創(chuàng)性的資源。而文學創(chuàng)作的好處，就在它從來不用概念或人家的理論說話，因此才可能對我們身處的社會中的新生事物有敏感而準確的把握。¹²而兼容了審美的和女權／女性主義批評的一組組女性形象的排列才有可能縮短文學和現(xiàn)實生活的距離，建構女性主體的自然，女性主體的社會文化語境。文學吮吸現(xiàn)實生活的煙火氣，才能使現(xiàn)實生活蒸騰出形而上的詩意。反思和清理那些和中國女性生存息息相關的東西——諸如民間文化、傳統(tǒng)倫理道德、轉型特有的社會心理狀態(tài)等，是如何疊加在一起，形成中國女性的生存結構和價值體系的；它們又是如何釋放同時也是制約女性脫穎而出的……其實是更為關鍵的¹³。

（三）

20世紀80年代中期，女性主義批評引進之前，某個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或女性世界，和某個女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研究在數(shù)量上或研究的質上幾乎都是平行的；隨著女權／女性主義理論的引進，某個女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研究并沒有低迷，而是更為引人入勝；90年代以來，女權／女性主義理論的本土化有了一定實績，而其中也不乏女性理論家針對社會解放程式中，對女性“自我”確立的回避的解剖。與此同時，借助女權／女性主義理論的支撐，女性形象研究呈現(xiàn)出勃勃生機。但與女權／女性主義批評的大面積繁榮和上趨之勢相比，女性形象研究則是在吸納了新的研究空間之后，獨木不成林地單面發(fā)展。于是有人在做男性敘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和男性作家的女性情結或者女性觀的探討，有人在挖掘女性形象的文化意味、審美價值，有人從形象學和女性主義視角入手分析女性形象的文化蘊涵、文化心理，還有人從敘事形式與性別政治入手，分析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的衍化）及其功能，和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識。成績尤著者見于魯迅、茅盾、曹禺、郭沫若、老舍、金庸以及丁玲、張愛玲、凌淑華、沉櫻、張潔、池莉、徐小斌、林白、殘雪、張抗抗等。然而，女性形象似乎隱藏在彌漫的民族敘事與性別政治的煙霧中。女權／女性主義理論與其現(xiàn)實接受語境間的話語縫隙，成為超越一切派別之爭的現(xiàn)代性焦慮之源；從何種角度，以何種立場來反思現(xiàn)代性，這既是中國女性學者面臨的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也是一個世界性命題。¹⁴與女性成為男性中心的社會歷史舞臺上的道具或獻祭相比，中國女性文學所經(jīng)歷的自我言說、靈肉一致的愛情尋找、欲望敘事、小女人關懷、身體書寫和美女寫作的個人言說，使之與底層世界之間一直存在著一種錯位的關系。生態(tài)女性主義對于啟蒙主義與新啟蒙主義語境中的民族敘事和女性主體性的現(xiàn)代性建構的反思，也許能為中國女性文學的發(fā)展提供更廣闊的視角和更深的人性刻度。

人是二元性的生物，既是自然性、動物性、物質性的存在，又具有建構性、規(guī)范性和符號性的文化屬性，性別既是文化的建構，也是歷史的建構，兩性的劃分使得女人、男人都成了“人類孤獨最純粹的形象”，作為自然之子，他們之間永遠在相互尋找、相互補充，異性關系是生命中必然要發(fā)生的。伍爾芙說：“在想象里她占著最重要的地位，實際上她完全不為人注意。她把詩集從頭到尾充滿；她只是不出現(xiàn)在歷史里。在小說里她統(tǒng)治帝王以及征服者的一生，……實際生活里她幾乎不識字，不會寫字，而且是她丈夫的財產?！?sup>15這里，揭示了女性沒有歷史，惟有以肉身存在而被想象的命運。但是，女性的肉身存在是可言說性的：身體敘事的出現(xiàn)使人類重新認識到了身體上的神性。德國女神學家伊麗莎白·溫德爾是這樣界說“身體”的：

身體不是功能器官，既非性域亦非博愛之域，而是每個人成人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身體的自我與自己相遇，這相遇有快感、愛，也有脾氣。在這個位置上，人們互相被喚入生活?！眢w不是一個永恒精神的易逝的死的軀殼，而是我們由之為起點去思考的空間?！磺姓J識都是以身體為中介的認識。一旦思想充滿感性并由此富有感覺，就會變得具體并對被拔高的抽象有批判性?！覀冃枰环N新的思想系統(tǒng)，它既錨在生理的身體上，也錨在社會政治的整體上。……身體不是私人性的表達，而是一個政治器官，是宇宙的和社會的實在之鏡像，反映著人的病相、毒害和救治過程。在身體這個位置上，人們可以審美地、社會地、政治地、生態(tài)地經(jīng)驗世界。¹⁶

也許，作為女性的身體形象更能反映出社會文化的變遷和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變化。

以往研究者大多認為清末以來新女性走出家庭及其思想解放的推動力量來自男性知識分子，如反纏足運動即是由康有為等維新派最先提出的。但西方學者近年來的研究卻發(fā)現(xiàn)，五四時期的女性并非被動等待男性的救贖，她們有時甚至能利用男性對通過解放婦女拯救國家這一理念的癡迷，開拓女性自我空間。通過細心考察被遺忘的才女薛紹徽，錢南秀（2003）發(fā)現(xiàn)以薛為代表的清末新女性在戊戌變法中是積極的組織者和思考者，她們試圖以自己的策略建構新女性的典范并促進國家富強。錢南秀認為婦女參與改革的傳統(tǒng)深深植根于魏晉以來的賢媛文化，也傳承了17、18世紀長江下游地區(qū)的才女傳統(tǒng)。王政（1999）的《中國啟蒙時期的女性——口述與文本的歷史》，通過對《婦女雜志》的細致分析和對5位五四新女性代表人物的采訪，揭示了女性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起到的歷史作用，五四新女性的個人命運以及民族主義與婦女解放話語的關系。¹⁷

正因為這樣，在文學文本和社會、自然本文構架的有機互動中，建立女性形象系譜，使女性形象研究成為一份跨學科的學術工作，才有可能消弭女權／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理論與其現(xiàn)實接受語境間的話語縫隙，彰顯女權／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與審美認知的多元共融。

但是，由于忽視了西方女性主義文論在具體的中國歷史文化語境中的內生性理論支撐點，中國當代的女性主義文學文化批評并不能很好地反哺女性主義的文學創(chuàng)作、閱讀和接受。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理論話語圈中的生硬移植，脫離了女性主體的生產生活實踐和在實踐中人的主體性生成；在這種靜態(tài)的理念規(guī)制之中，女性再度成為男性中心社會程序性的套話。只有在性別主體與社會主體合一的女性生存的實踐、理想、價值維度上，在身體所具有的社會性成人位置上，以兩性之間平等地對話、交流的“親善”的基本態(tài)度或象征模式，才有可能塑造出與社會總體想象物間距離越大，越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女性典型形象。

1 朱虹：《婦女文學——廣闊的天地》,《外國文學評論》,1989年第1期；《禁閉在“角色”里的“瘋女人”》,《外國文學評論》,1988年第1期。

2 ［美］C.斯普瑞特奈克著，秦喜清譯：《生態(tài)女權主義建設性的重大貢獻》,《國外社會科學》,1997年第6期。

3 《處于“危機時刻”的女權／女性主義批評》,《外國文學評論》,2000年第4期。

4 楊俊蕾：《從權利、性別到整體的人》,《外國文學》,2002年第5期。

5 王明麗：《“看”的分野：20世紀中國散文的“自我”與“自然觀”》,《西北師大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5期。

6 丁莉麗：《她們：變動社會系統(tǒng)中的修辭／對新時期小說中部分女性形象的解讀》,《浙江學刊》,2000年第4期。

7 劉洪濤：《對比較文學形象學的幾點思考》,《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3期。

8 申丹：《敘事形式與性別政治——女性主義敘事學評析》,《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年第1期。

9 轉引自雨果·狄澤林克：《論比較文學形象學的發(fā)展》,《中國比較文學》,1993年第1期。

10 葉舒憲：《高唐神女與維納斯——中西文化中愛與美的主題》，陜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 王先霈：《推動精神生態(tài)與自然生態(tài)的良性互動》,《江漢大學學報》 （哲社版）, 2002年第5期。

12 參見前引李小江文。

13 董麗敏：《個人言說、底層經(jīng)驗與女性敘事——以林白為個案》,《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

14 王艷芳：《女性文學批評中“拒絕對話”現(xiàn)象的分析》,《文藝評論》,2002年第2期。

15 弗吉尼亞·伍爾夫：《一間自己的屋子》，三聯(lián)書店1989年版，第53頁。

16 劉小楓：《個體信仰與文化理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6頁。

17 轉引自葉敏磊，毛升：《顛覆與建構：1990年代以來英文學界中國女性群體形象研究》,《社會》,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