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第一階段
嚴復于1854年1月出生于福建閩侯的士紳家庭,高祖父嚴煥然在嘉慶年間曾中舉人,曾祖父嚴秉符、祖父嚴秉忠,與父親嚴振先均行醫(yī)鄉(xiāng)里。嚴復自幼便研讀中國的經(jīng)典,十一歲開始跟隨同邑宿儒黃少巖求學,奠定了扎實的舊學底子。1866年他考上福州海軍學堂,學習英文、數(shù)學、光學、天文學與馭船等。1871年畢業(yè)之后嚴復在軍艦上工作了五年,去過新加坡、檳榔嶼、日本等地。1877至1879年他被派遣到英國留學,研讀海軍。這時嚴復為了深入了解西方社會與仔細探討西人成功的秘訣,開始接觸當時西方世界的重要典籍,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孟德斯鳩(Montesquieu)、邊沁(Jeremy Bentham)、彌爾、達爾文(Charles Darwin)、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等人的著作。[1]嚴復對馬克思主義似乎不感興趣,當他在英國留學時,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正僑居英國,而且他的《資本論》第一卷(Das Kapital, 1867)已出版了十多年,也有一些關于此書的二手介紹,然而馬克思的思想對嚴復卻毫無影響。[2]
嚴復對西方的認識在近代中國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他不僅是親歷其地,也是直接閱讀原典。這與清末像林紓等經(jīng)由他人協(xié)助從事翻譯,或像梁啟超透過日文翻譯來了解西方,有所不同。林、梁等人所譯介有關西方的書籍,都經(jīng)過他人選擇、詮釋,是轉手之后的東西,他們所看到的西方自然有很大的自我想象的成分。[3]然而嚴復卻對西方文化有直接的了解,他的思想沒有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在清末他無疑屬于少數(shù)開風氣之先的人物。
1879年嚴復自英國學成返國,返國之后他先后任職于福州船政學堂與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然而卻不受當局重視,他覺得此一遭遇與學習西學并缺乏功名有關[4],因此興起了重新參加科舉考試的念頭。1885至1894年之間,他曾四度參加鄉(xiāng)試,然而不幸都落榜。[5]由此可見,此一時期他雖然關心國家前途,但主要考慮的還是個人如何通過科舉考試以謀發(fā)展。
注釋:
[1]參見手代木有兒,《嚴復在英國(1877—1879)——對于西方民眾存在方式的探討》,《93年嚴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7—60。日文版見《嚴復の英國留學:その軌跡と西洋認識》,《中國——社會と文化》,第9號(1994),頁170—186。
[2]王栻,《嚴復傳》,頁10。王栻以為嚴復忽略馬克思主義并非偶然,“而是有深刻的階級根源”,出于“他的封建主義和資產(chǎn)階級思想相混雜的世界觀”。當然不能否認的是德文本《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對英語世界的影響較小,第一個英譯本要遲至1887年才問世,在此之前先有俄文與法文譯本,嚴復忽略馬克思的著作應該與此客觀環(huán)境也有關系。在此感謝中研院社科所錢永祥教授在這方面對筆者的協(xié)助。
[3]有關日本文化對梁啟超了解西方的影響,日本學者狹間直樹、森時彥、山室信一、佐藤慎一等人開始深入研究,這方面的介紹見黃克武,《歐洲思想與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精英文化研討會》,《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1期(1996),頁36—45。其主要成果參見: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Joshua A. Fogel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4).
[4]王蘧常,《嚴幾道年譜》,頁10,“先生自歸國后,見國人竺舊,圖夷新知,于學則徒尚詞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陳其害,自維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見重,欲博一第,以與當事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較易動聽,風氣漸可轉移”。汪榮祖則認為嚴復返國之后未能有所發(fā)展,原因之一是嚴復為鴉片煙癮所困,見汪榮祖,《嚴復新論》,《歷史月刊》,第89期(1995),頁36—39。
[5]王蘧常,《嚴幾道年譜》,頁10—13。至1909年,嚴復57歲,宣統(tǒng)皇帝才欽賜“文科進士出身”,同上,頁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