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NO.1

自幼曾攻經(jīng)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仇讎，血染潯陽江口！

《西江月》（《水滸傳》第三十九回）

一部《水滸》，分明是宋江的創(chuàng)業(yè)史和破產(chǎn)史。一百單八個梟雄在宋江的號召下聚義梁山，又在宋江的領導下十損七八，得到最悲慘的結局。有人單憑這個結局認定宋江是一個無能之輩，其實細細想去，一個無能之人領導一群英雄豪杰，而且得到多數(shù)人的擁護，恐怕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曾下過斷語：“《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濒斞刚f：“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如果以革命利益為價值歸依，這樣的分析可謂到位。問題是，宋江集團的軍事行動未必可以等同于革命，也很難被定性為農(nóng)民起義。有人統(tǒng)計過，梁山上能算農(nóng)民出身的恐怕只有三阮和陶宗旺等少數(shù)幾人。用對農(nóng)民起義的要求衡量宋江帶領下的梁山隊伍，是戴著有色眼鏡看梁山，看到的最多是眼鏡的顏色，而非梁山的顏色。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對宋江是有誤讀的。

首先是宋江的武功。在第十八回宋江剛出場時，作者敘述宋江“兼愛習槍棒，學得武藝多般”，第三十二回宋江向武松介紹自己曾點撥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槍棒，可見其武藝不一般——彼時宋江正在孔太公莊上，想來說的不是謊話。之所以我們對宋江有武藝平常的印象，是因為他平時不必自己出手，根本用不到武藝，也不必出手。至于他幾次被捉，不是被燕順等人在天黑絆倒，就是被李立下藥麻翻，抑或是被張橫在江上劫持——須知，李逵這樣的猛士一樣被張順掀翻在水里，所以不能以水上的表現(xiàn)論通常情況下武功的高低。更多的時候，宋江不需要使用武力，只要報上家門就可以化險為夷。

其次是宋江的性情品質(zhì)。有人認為宋江是投降派，在為吏之日慣于迎來送往，而且甘之如飴。這不是事實。宋江在潯陽樓醉酒后吐露真言，留下兩首反詩。一首《西江月》：“自幼曾攻經(jīng)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恍掖涛碾p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仇讎，血染潯陽江口！”宋江筆下的“仇讎”，顯然不是指閻婆惜之流，因為閻婆惜和張文遠都不是潯陽人，宋江沒必要讓他們血染潯陽。何況這時閻婆惜已死，張文遠最多是攛掇閻母告狀，并沒有構陷宋江，算不上“仇讎”。這里的“仇讎”另有所指，宋江有這口怒氣，與他的出身有關。

古時候雖然“官”“吏”并稱，但兩者間的界限很分明，宋江所充當?shù)男±舨坏皇枪?，而且注定一輩子沒有當官的希望。在當時的社會觀念里，吏跟人家的仆從、奴隸差不多，是辱沒家門的行當。所以雷橫、朱仝去訪宋太公，宋太公回復說：“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說他不從。因此，老漢數(shù)年前，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边@個理由，在當時是可以被采信的。為吏之人受的是夾板氣，下面的人不用體諒他，上面的官又要壓他任務，把一些得罪人的差事交與他。所以作為吏員，宋江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日子過得非常艱難。他內(nèi)心的“猛虎”與他的現(xiàn)實身份“小吏”相沖突，使他生出懷才不遇之感。但他并不喜歡發(fā)文人式的牢騷，而是在隱忍和潛藏中不斷壯大自己，也可見他有別于那些自詡有才的浮薄之人，是能成大事的真才。如果不是這次酒后吐露真心話，我們還要被他隱瞞更久。

第二首詩是一首七絕：“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他時若遂凌云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黃巢是唐末農(nóng)民暴動的領袖，自稱天子，曾在落第后賦菊：“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绷⒅疽獢_動天下。后來一路攻到福建，燒官府，殺官吏，有儒生周樸不愿為他所用，他便將周樸斬殺。黃巢是掌握生殺大權、力圖重建秩序的人，宋江的潛在人格便與他有相通之處。久在公門之內(nèi)，宋江對當時的官僚體系一定是不滿的，所以他將所有官吏視為一個整體，不分鄆城還是潯陽，宣稱要讓他們“血染江口”，實際是對當時的官僚體系宣戰(zhàn)，這正是宋江潛在人格的一次釋放。所以他在脫險之后，并不急于上山，甚至也不顧及兄弟們的安危，迫不及待地破無為軍，殺黃文炳。他的情緒久經(jīng)壓抑，所以爆發(fā)出了驚人的能量。

當然，對當時體制不滿的，遠遠不止宋江一人。晁蓋、吳用乃至王倫，都是體制的反對者。不過，王倫的反對方式是逃避；晁蓋和吳用的做法是繞過體制，用樸素的道德觀和江湖手段維護基本的社會正義；宋江則是秩序的制定者，他試圖建立的秩序共有三個層次：一曰“忠”，二曰“義”，三曰“權”。“忠”和“義”是他的核心理念，“權”是他的處事手段。

對于宋江號稱的“忠義”，金圣嘆頗不以為然，他說：“宋江而誠忠義，是必不放晁蓋者也；宋江而放晁蓋，是必不能忠義者也?！钡@然，金圣嘆沒有理解，對宋江來說，重要的不是身體力行傳統(tǒng)儒家知識分子所理解的“忠義”，而是以秩序制定者的身份，重新定義“忠義”。換句話說，他并不嚴格遵守既有的社會道德規(guī)范，而是要用“宋公明思想”發(fā)展出一套有別于傳統(tǒng)的道德評價體系。

宋江的“忠義”理論中最被人非議的是他對于“國家法度”的解釋。例如宋江在被押送的過程中身披枷鎖，不同的人都打算為他開枷。宋江在花榮面前說：“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但在李俊和官差分別給他開枷時，他兩次都接受了。有人以此來證明宋江的虛偽。但如果我們分析兩者間的差異，就不難發(fā)現(xiàn)宋江的邏輯所在?；s是清風寨知寨，算是國家官員，必須將忠誠于國家和遵循法律當成行為標準。與此同時，宋江也是用“國家法度”自證身份，給花榮灌輸國家意識，這和他自己對權力和公務人員身份的迷戀是相吻合的，是他固有價值觀的組成部分。但在李俊這樣的草莽頭目、江湖豪杰面前，國家法度是沒有意義的。如果宋江一定要用國家法度要求李俊，無異于用自己的前公務人員身份排斥李俊和李俊所在的這個江湖，對于自己而言有百害而無一利。至于在兩個公人要求開枷之時，宋江立刻表示“說的是”，是因為在公人面前他必須強調(diào)自己的江湖聲望以自保。所以宋江在不同的人面前顯露的是不同身份，扮演的是不同角色，這正體現(xiàn)了宋江身份的復雜性。如果不考慮具體情境，光看宋江前后不一的表現(xiàn)就斥責他虛偽，那跟一個十歲出頭的孩子用“好人”和“壞人”來評價歷史人物還有什么區(qū)別？

宋江的“忠義”，正如毛澤東所概括的，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具體說來，不反皇帝就是“忠”，反貪官就是“義”。宋江勸梁山群雄時說：“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在古人的意識里，“忠”有四層含義：忠于君、忠于國、忠于事和忠于心。比如說屈原、岳飛、袁崇煥都是忠君的典型，不管君主有什么過失，他們都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甚至獻出自己的生命來匡扶，所謂“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他們的精忠報國固然也是為了天下蒼生，但更大程度上是為了君主，或者說是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君主身上?？墒蔷魍至钪页际?，甚至殺害忠臣。這是一種悲劇，岳飛之死和宋江之死都是這種悲劇的典例。

忠于國的，以魏徵為代表，他從來沒有想過要做“忠臣”，而是決心做“賢臣”，就是說不管哪位國君當政，他都心系國家的命運，為蒼生謀福，而不是為一姓盡愚忠，為一家做奴仆。這是一種很崇高的人格、很寶貴的品質(zhì)。畢竟唐朝是開放的時代，才有生成魏徵一類人物的社會土壤；北宋以降，理學家們開始強調(diào)正統(tǒng)，將君臣倫理鼓吹為天理，魏徵那樣為天下而非一人的高貴人格就難得一見了。

忠于事的典范，有不懼西天萬里遙的玄奘、一意孤行為為知己報仇的豫讓。他們自身都有個信念在，無論這種信念是來自佛家還是儒家的。文天祥講：“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彼鶡o愧的是自己心中的道德信念，所以在面對元朝宰相博啰時，他能坦然地說：“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

最后一種是忠于心。忠的概念，是源于儒家學說的?？鬃诱f：“吾道一以貫之?！痹诱f：“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蓖醢彩蹲终f》解釋說：“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弊鋈艘埠?，做事也罷，應該忠于自己的內(nèi)心，擺正心的位置，也就是要守住自己的靈魂?！白右运慕蹋何男兄倚拧?，忠的理想、忠的事業(yè)，對于有足夠儒家修養(yǎng)的人來說，是一種不違心的快樂?！肚f子》借孔子之口解釋“仁”：“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彪m然未必完全符合孔子的原意，但是這里所提出的忠于心的生存理念，卻是儒、道兩家所共同推崇的。忠于心者，一在于正，二在于守，守住正道，可謂智者。

只可惜，梁山群雄們最多是“忠于事”的人，而他們的“事”到底是什么，又缺乏清晰的指向和正面的意義，他們追求的只是“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錦；成甕吃酒，大塊吃肉”的“如何不快活”而已。宋江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號，而這“天”到底是“天理”還是“天子”，其實梁山群雄們并不清楚，也不在意?？梢哉f，宋江堅定地選擇了后者，所以他的“忠于事”也就成為了“忠于君”。

我們之所以不喜歡宋江，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在非常時期的“評《水滸》運動”中，宋江已經(jīng)被明確定性為“投降派”。那個時期的主流史學把一切流民階層的反抗都定性為“農(nóng)民起義”，定性為“正義”，那么宋江的歸順朝廷，自然就是投降。但時至今日，我們應該理性地從文學和歷史本身出發(fā)，以《水滸》產(chǎn)生時的歷史背景和作者的認知水平看，向皇帝投降、向最高統(tǒng)治者俯首，并不是什么錯事。在《蕩寇志》中，梁山好漢們甚至直接被當作反面人物大加鞭撻，所以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思想苛責古人。

至于宋江將出身將官的呼延灼、關勝等拉上梁山，有人認為這是宋江潛移默化地改變農(nóng)民起義軍的性質(zhì)，但在我看來，這也是以今度古，先有了“修正主義”這個概念，再把宋江打成了“修正主義”分子。呼延灼等加入梁山并沒有改變梁山群雄的本質(zhì)：第一，招安一事是宋江、吳用少數(shù)人決策的結果，呼延灼等人在這一過程中并沒有起到?jīng)Q定性作用。第二，如果宋江真有意利用呼延灼等人分化反對派，那么他應該拉攏這些人做自己的心腹，但我們從之后的文本中看到，宋江的心腹仍然是反對招安最厲害的李逵等人。第三，最重要的是，這些軍旅出身的人物并沒有改變梁山的山寨作風，沒有將梁山隊伍改造成等級森嚴的正規(guī)軍旅。在高俅攻打梁山時，呼延灼與韓存保舍命死戰(zhàn)，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們對于梁山的忠誠度。在錢彩等人編訂的《說岳全傳》中，已入暮年的呼延灼介紹自己時還不忘說：“金賊聽過梁山好漢呼延灼否？”按照何心的《水滸傳編年》和陽建雄的《水滸傳編年補》，呼延灼在1115年歸順梁山，1122年跟隨梁山全伙接受招安，他在山寨的時間不過七年而已，但從他對梁山的忠誠度看，他一生愿意以“梁山好漢”自稱是可信的。對于這些軍旅出身的人來說，梁山給了他們歸屬感和自我實現(xiàn)的機會。

另一個典型的議題是宋江和李逵之間的關系。有人認為宋江和李逵的感情是靠十兩銀子奠定的。李逵和小張乙賭博輸了錢，宋江給他十兩銀子隨便使用，但李逵又輸，與小張乙鬧到宋江面前，宋江命李逵將銀子還給小張乙，李逵于是將銀子遞在宋江手里，由宋江交給小張乙。所以有人說，李逵之所以先把銀子交給宋江，是因為“在心理上，李逵已經(jīng)完全臣服宋江，把他看做自己的主人了”，“宋江憑十兩銀子，就買到了自己的主導地位，買到了自己的心理優(yōu)勢；同樣，李逵也因為這十兩銀子，就丟掉了自己的身份”。

十兩銀子就能買來李逵的忠心，這未免將李逵看得太輕賤了。一個最有力的反駁是后來李逵在柴進莊上吃穿用度都不少，但他對柴進遠不如對宋江上心——柴進和宋江剛好形成一個比對，他們同樣給英雄使銀子，但收到的效果完全不同。兩個人都用銀子結交過武松，但柴進使出來是“人無千日好”，宋江使出來，卻使得武松甘愿拜他為義兄。

宋江是個知道什么時候用銀子、怎么用銀子的人。

宋江給李逵十兩銀子，時機恰到好處。這十兩銀子不是錢，而是證明書，一是證明宋江是宋江，二是證明李逵是李逵。

事實上，李逵在接受這些銀子之前，已經(jīng)對宋江佩服得五體投地，所以在聽到戴宗介紹宋江，宋江自承身份后，他“撲翻身軀便拜”。這一拜，實際上已經(jīng)確定了宋江和李逵的關系，李逵此刻也已經(jīng)“丟掉自己的身份”了。換句話說，李逵早已視宋江為偶像，即使沒有那十兩銀子，他也會死心塌地跟著宋江。他唯一懷疑之處是眼前這人是否是宋江，用他自己的話說，“若真?zhèn)€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閑人，我卻拜甚鳥”。雖然已有戴宗的介紹，但宋江仍然要向李逵證明江湖傳言的可靠性，證明自己是李逵所崇拜的“那一個”宋江（人們口中的宋江），而不是“另一個”宋江（有別于傳言，稍打折扣的宋江）。江湖上說宋公明“仗義疏財”，“仗義”很難立即證明，展示“疏財”卻很便捷，于是撒錢就成了宋江最常使用的證明法子。

對于李逵來說，這十兩銀子并不是收買，而是宋江對自己看重的證明。一位江湖好漢口中的英雄，初次與自己見面就能如此“仗義”，顯然是出于其對自己的賞識，這一點對于自命為好漢而境況落魄的人尤為重要。阮氏三雄在接受吳用撞籌時說：“若是有識我們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開眉展眼！”戴宗評價李逵“這廝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又說“這廝本事自有，只是心粗膽大不好”，而宋江見了李逵的粗魯舉動卻贊美道：“壯哉！真好漢也！”不管這贊美是出自真心還是假意，對李逵而言，宋江顯然比戴宗更賞識自己。

銀子收買不到好漢們的命，但賞識卻可以讓人披肝瀝膽?！堆嗟ぷ印防飳懬G軻受到太子丹的禮遇，原本無動于衷，后來太子丹砍下美人的手證明自己的“賞識”，荊軻方才心生感動，毅然決定幫助太子丹刺秦。聶政受托于嚴仲子，也可以作如是觀。豫讓說：“我在范氏、中行氏手下，被當作一般人，所以我用一般人的方法報答他們；而智伯將我看作國士，所以我用國士的方法報答他?！?/p>

李逵等人也許算不上國士，但可謂義士，他也是用義士的方式回報宋江。所以他一旦聽聞宋江有強占民女等不符合他期許的行為，不待核實，便立刻忍耐不住，沖到忠義堂前砍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宋江雖然惱怒，但并沒有真心要李逵的命。無他，這份“義”正是宋江所看重的。不過對于宋江而言，這個“義”字仍然得由他自己來解釋，而不能由李逵來解釋。所以他雖然決心放過李逵，但必須對其進行恫嚇，讓其在生死線上走一遭，再也不敢造次。燕青讓李逵負荊請罪，即使不是出于宋江的明確授意，也是燕青揣度宋江用心后的舉動，目的在于讓李逵徹底丟掉獨立于宋江的人格尊嚴。

所以，宋江的“義”中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權力控制的意味，比如他用“義”感召呼延灼等人，最根本的目的自然是利用這些人在軍隊和官僚系統(tǒng)中的聲望擴張自己的勢力，使梁山在江湖上和當政者的心中具有一定的分量。講忠義也重權力，在講道德的時候不忘為自己的利益做打算，這就是我對宋江最基本的看法。我重申，我并不認為宋江有自身利益的考量就是虛偽——當下帶領兄弟們一起創(chuàng)業(yè)的老板們，能把“忠義”二字做到宋江這個程度，已屬難能可貴了。

從這個角度審視“坐樓殺惜”一節(jié)，我們發(fā)現(xiàn)閻婆惜至少犯了三個錯誤：第一，宋江的權欲極大，不可能因為被她攥住把柄，就受她的要挾。第二，雖然宋江私通晁蓋并非死罪（白勝參與了劫生辰綱，只是下獄拷打，并沒有判死刑），但是他的行徑一旦敗露，政治前途就徹底葬送了，而這一政治前途是他能在江湖上呼風喚雨的關鍵。同樣是鋃鐺入獄，反而是殺閻婆惜一事所能造成的政治影響較小。第三，她低估了宋江的可信度。在權衡利弊后，宋江本會選擇息事寧人，拿回招文袋以后一定會籌金子給她，這并不是一件難事。只是閻婆惜斷了宋江的前途，宋江只能斷閻婆惜的生路。

宋江的流亡路上，最重要的兩場弄權好戲，一是搭救劉高的妻子，二是會見戴宗。

宋江在清風山上獲得了尊敬，便準備將燕順、王英、鄭天壽三人收歸己用，所以他必須立威。但很顯然，立威的方式不能是耀武揚威，而應該從三人所向慕的道德、聲名方面做起，而王英強搶民女剛好給了宋江這個機會，于是他便和燕順、鄭天壽一道去勸王英。等到這婦人自言是劉高的妻子，宋江便對王英說道：“只是這個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個人情，放了他則個?！边@一句話表明了自己和花榮的關系，但不是用官位壓人，而是代花榮求情，等于向清風山透風，他們以后可以成為花榮的同路。稍后從山上來到花榮處，跟花榮說起此事，讓花榮買清風山的人情?；s嘴上說：“兄長，沒來由救那婦人做甚么？正好教滅這廝的口?！钡麅?nèi)心已經(jīng)將清風山一伙視為自己人了。而后鎮(zhèn)三山大鬧清風寨，花榮更與王英等人聲氣相通，宋江也將自己在清風山上新結識的這些豪杰和自己原有的派系整合到了一起。

在江州見戴宗時，宋江不急于亮明自己的身份，也不急于拿出吳用的書信，而是靜觀其變。同為文吏出身，宋江當然知道戴宗這個行當?shù)膽T例，卻故意不給他“常例錢”。果然，戴宗既身處公門之內(nèi)，便不能免俗，來向宋江逼要，這就現(xiàn)了原形。宋江覷見戴宗的弱點，便著手從他的弱點突破——既然戴宗愛財，就用利益引誘；既然戴宗和吳用有交情，就用情義籠絡。陽義陰利，戴宗的弱點和優(yōu)勢都在宋江的掌控之中，遂被收服于無形。

而后宋江事發(fā)，在晁蓋營救下，他從法場上撿回一條性命，與戴宗、李逵等人一同上了梁山，并且在晁蓋的安排下坐定了第二把交椅。晁蓋死后，宋江排除萬難，接管了梁山。雖然在梁山地位一時無二，但他并沒有任人唯親，在他的安排下，他的弟弟宋清只負責安排宴席。宋江其實并不準備讓宋清參與梁山的建設。這樣，梁山一旦失敗，宋家還可以保全一點血脈；而梁山一旦成功，宋江有的是提升宋清資歷的辦法，例如讓他參與到對契丹、西夏的作戰(zhàn)中去就是了。這也是宋江的權謀——為自己的家族留一條退路。

毫無疑問，梁山首領十損七八，正與招安有關，宋江是要擔負主要責任的。

梁山座次排定的那一日，值眾好漢酒酣，鐵叫子樂和唱了宋江作的一首《滿江紅》：“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苯Y果引來了幾位好漢的反對。

武松先站出來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卻冷了弟兄們的心！”話未落地，李逵一怒，連桌子都踢翻了：“招安，招安，招甚鳥安！”宋江也醉，就要喊殺，結果被眾好漢勸阻。經(jīng)過這么一鬧，宋江的酒也醒了，萬分悲涼，回頭又問武松。武松沒有回答，但是魯智深站了起來，講了一通反對的理由，話很精彩：“只今滿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聰，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殺怎得干凈？招安不濟事，便拜辭了，明日一個個各去尋趁罷?！?/p>

武松和李逵僅僅是表達不滿，魯智深則為宋江分析了大家不滿的原因，并且做了很精彩的譬喻。他說，衣服已經(jīng)染上了顏色，憑你怎么洗也不會變白。這關系到本質(zhì)，難以改變。而且魯智深的用語也十分考究——“蒙蔽圣聰”，不違背宋江的價值觀念。按說這樣的話可以引起宋江的共鳴，可宋江心意已定，無可改變了。

宋江其實應該仔細考慮一下這三位的想法，因為這三個人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思考方式：

李逵頭腦簡單，沒過多的想法，唯一的名言就是：“放著我們有許多軍馬，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吳先生做個丞相，公孫道士便做個國師，我們都做個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里快活，卻不好？不強似這鳥水泊里？”這是草莽英雄最直白的話語、最真實的反應?？墒撬谓宦?，常常簡單粗暴地截斷他的話頭：“這黑廝又來胡說！再休如此亂言，先割了你這廝舌頭?！?/p>

魯智深是壯士，有壯士的熱血，也有洞察社會的理性。他帶著出世的情懷入世，是一把是非的尺、正邪的秤。可是不理智的“忠義”思想使宋江失去了應有的判斷能力，明明一把尺子放在身邊，卻不懂得使用。這不知是魯智深的悲哀，還是宋江的悲哀。

武松像極了楊過，有著冷眼和剛腸，能于世界之外看世界，人生之外看人生。人們常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他卻可以跳出來又悟進去，悟進去又跳出來，“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達到一種自然、放達的境界。而宋江亦不知聽取他的意見，未免有些可惜。

宋江勸大家說：“眾弟兄聽說：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有日云開見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擾良民，赦罪招安，同心報國，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別無他意。”宋江口口聲聲皇帝“至圣至明”“暫時昏昧”，未必是因為對最高統(tǒng)治集團缺乏了解，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只有將最高統(tǒng)治集團神圣化，才能確保自己“忠義”理念的正確性。這種思想又成為宋江的政治包袱，導致他在招安問題上的盲目，對朝廷的無條件服從。吳用在這個問題上反而清醒：“這番必然招安不成，縱使招安，也看得俺們?nèi)绮萁?。等這廝引將大軍來到，教他著些毒手，殺得他人亡馬倒，夢里也怕，那時方受招安，才有些氣度。”所以阮小七偷喝御酒、李逵怒扯詔書，均有可能出自吳用授意。吳用替李逵等人開脫道：“招安須自有日。如何怪得眾兄弟們發(fā)怒？朝廷忒不將人為念！”這才有了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的戰(zhàn)績。可惜他們最終還是因為宋江急于招安而讓步太大，被朝廷引到打遼朝、討方臘的絕路上去。

金圣嘆讀完《水滸》，見梁山上的豪杰因宋江而死傷殆盡，又氣又惱，索性把書中宋江最后的幾次“大哭”統(tǒng)統(tǒng)改成“大笑”，以示宋江的無情。這是宋江的悲劇，也是金圣嘆這樣的多情讀者的無奈。

不過，即使宋江真當上了皇帝，群雄真做了將軍，以他們來源之駁雜，恐怕也免不了內(nèi)亂。以黃巢為例，稱帝前后的他判若兩人?；饰簧系乃麑ψ约旱钠鹆x弟兄有著深深的不信任，苛責將帥們的一舉一動，最后惹惱了大將朱溫，葬送了自己。宋江“敢笑黃巢不丈夫”，可如果他處在黃巢的位置上，也未必能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