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無悔——大學生活片段回憶

吳同瑞

穿越歲月的風煙，紛亂的思緒飄回四十五年前的春夏之際。那是一個特別晴朗的日子，我接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入學通知書，真是喜出望外。懷著異常興奮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和一位考進北大數學系的同學結伴同行，從故鄉(xiāng)鹽城出發(fā)，乘輪船、火車，經鎮(zhèn)江、南京、濟南，歷經四個晝夜，終于到達日夜憧憬的首都和無限向往的北大。

跨進西校門，眼前突然一亮，挺拔的銀杏、巍峨的華表、宮殿式的建筑，呈現出一派崇高莊嚴的氣象，令人肅然起敬。走過辦公樓東側甬道，映入眼簾的景色更加迷人。未名湖好像很大很大，湖畔楊柳依依，湖水波光瀲滟，博雅塔的倒影在水下搖曳，仿佛深不可測。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同學們無數次地來這里漫步觀賞，感受它的詩情畫意，體悟它的哲理智慧。未名湖文物保護區(qū)薈萃了眾多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集中體現了北大校園的自然美和人文美的和諧統(tǒng)一。曾有多少青年才俊、知識精英，在這里發(fā)現美、體驗美、創(chuàng)造美，從而產生了濃濃的“北大情結”。

進校之初，文科新生中的男士，臨時住在小飯廳集體“大宿舍”。來自全國各地攻讀不同系科的新生，彼此交往不多。不少人第一次遠離家鄉(xiāng)，置身于全然陌生的環(huán)境里，難免產生寂寞感。中文系高年級的同學猜透了學弟們的心思，主動提議組織一次集體郊游活動。大家興致勃勃地來到西山臥佛寺周家花園。這里是夏日避暑的好去處，樹木蔥蘢，濃蔭匝地，鳥語花香，流水淙淙，同學們尋覓到一塊空地，圍成一圈，席地而坐。領隊學長提議，各人選一個《紅樓夢》里自己最喜歡的人物，講一講為什么喜歡他（她）。同學們操著各種鄉(xiāng)音搶著發(fā)言。有人說喜歡林黛玉的聰慧，有人說喜歡史湘云的豪爽，有人說喜歡晴雯的高潔，有人說喜歡尤三姐的剛烈，也有人說喜歡賈寶玉的純情，七嘴八舌，歡聲笑語，沖破了四周的寂靜。這次活動使我強烈地感受到青春的歡樂、集體的溫暖。此后，我們班、年級組織過多次集體活動，八達嶺登山、昆明湖游泳、郊外遠足野炊、進城觀看演出，每一次都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入學以后的近兩年里，是我們求學的黃金時期。1956年黨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作為最高學府的北大，學習空氣格外濃厚。同學們從宿舍到圖書館到課堂，“三點一線”，來回穿梭奔忙，搶座位，如饑似渴地向書本、向老師尋求知識的真諦，在智慧的海洋里汲取精神營養(yǎng)。最幸運的是，我們受到了許多名師的教誨。游國恩、王力、魏建功、楊晦、林庚、吳組緗、高名凱、周祖謨、王瑤、朱德熙等蜚聲中外的著名學者都教過我們。他們的學術功力全都深厚，而教學藝術各具風采，也許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類以王力、高名凱先生為代表，中外古今兼通，講課旁征博引，條分縷析，絲絲入扣，令人信服。另一類以林庚、吳組緗先生為代表，作家型學者，講課擅長藝術分析，聲情并茂，生動有趣，引人入勝。還有的先生教學風格格外鮮明。系主任楊晦先生講文藝學專題課，思如泉涌，滔滔不絕，猶如天馬行空，往往收攏不住，半個學期過去了，“九鼎”還沒有講完。同學們說，聽楊先生的課，好比沙里淘金，必須聚精會神，悟性又高，才能捕捉到先生的思想火花。不管個人風范如何，我們對所有恩師都是衷心仰慕的。

我們的大學生活豐富多彩，專業(yè)學習之外，參加生產勞動也是一門必修課。最令人難忘的是參加修建十三陵水庫。出發(fā)之前，校內做了動員，同學們認識到勞動鍛煉的意義，在思想上、體力上做了較充分的準備。那天傍晚，當我們乘坐的汽車到達目的地時，工地上燈火通明，人頭攢動，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面和氣氛感染著我們這一批勞動新軍，吸引我們趕緊投入戰(zhàn)斗。開始時，兩個同學抬一筐石頭都感到十分沉重，肩膀壓得疼痛難忍，走起來歪歪扭扭。但是大家不怕苦，不怕累，咬緊牙關，挺直腰板，幾天下來，終于度過了艱苦勞動這一關。到后來，一人挑兩筐沙石，堆得高高的，還能一溜小跑。人人爭先恐后，你追我趕。特別是集體卸車，十幾個人圍著一輛裝滿沙石的大卡車，干勁加拼勁，誰也不惜力，僅用幾分鐘就把沙石卸完、挑走。辛勤勞動付出的汗水換來了收獲的喜悅，眼看著水庫大壩一天天地高起來，同學們興奮不已，真切體會到戰(zhàn)斗集體的力量和勞動創(chuàng)造的價值。類似的勞動鍛煉還有過多次，平谷東高村深翻土地、石景山鋼鐵廠大煉鋼鐵，等等。雖然過多的勞動安排不盡合理，有的勞動本身還違背了科學，但通過勞動鍛煉，增強了體質，磨礪了意志，培養(yǎng)了與工農群眾的感情。我以為，在人生道路上，這一課不可或缺。

1957年的夏季，一場空前猛烈的政治風暴席卷而來，驚破了燕園學子相對平靜的書齋生活。從“反右運動”開始，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大批判”的浪潮洶涌澎湃。作為學生干部和共產黨員，不可避免地要卷入“風暴”和“浪潮”之中，自覺不自覺地扮演著時代賦予的某種角色。一方面，我們響應黨的號召，滿懷革命激情，慷慨激昂、義憤填膺地批判“右派分子”和“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經受“革命風暴”的洗禮，在戰(zhàn)斗中增長才干。另一方面，由于受黨內外漸已形成的極左思潮的影響，也由于自己的簡單幼稚，有時候自以為義正辭嚴，實際上情緒偏激，無意中傷害了同學和老師。有一件事至今讓我不安：在1958年的學術思想批判運動中，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林庚先生是怎樣講解陶淵明的》，批評先生一味贊賞陶詩的平和之美，而忽視了陶詩的“金剛怒目式”的一面。這篇文章被《光明日報》副刊選登了?，F在看來，這樣的批判文章，簡直是強詞奪理，實在幼稚可笑。畢業(yè)以后，我留在學校機關工作。不久，參加了文學史教研室的一次會議，林庚先生在座。會后，林先生主動詢問我的工作情況，并特別囑咐：“今后還要多寫文章。”先生的關心和鼓勵，使我慚愧，更使我感動。后來，我隨一位學長去看望林先生時，帶著歉疚的心情講起學生時代頭腦發(fā)熱所做的錯事。先生卻說：“年輕人敢想敢干，即使做了錯事也可愛?！毕壬鷲圩o青年的博大胸懷和人格魅力，激勵我暗下決心，一定要認認真真地做事，堂堂正正地做人。為此，我充分利用業(yè)余時間，追隨學友做了一點文學研究工作，更主要的是在本職工作中注意積累經驗，并學習和運用教育學、科學學等學科的理論知識予以總結，寫出一些粗淺的論著，目的在于努力按科學規(guī)律辦事，自覺維護北京大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學風。兄弟院校的一位同行曾說：“北大的吳老師是以學者的態(tài)度對待管理工作的。”

五年大學生活，同學們朝夕相處，普遍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當然，毋庸諱言，由于思想作風、性格愛好、家庭教養(yǎng)、個人遭遇等等差異，同學之間親疏不同，有的是知心朋友，有的難免磕磕碰碰，甚至內心留下怨恨的陰影。隨著時間的推移、生活的磨練，人們自然學會了理解與寬容。這時，對大學生活的美好回憶更加真切，對同窗好友的深情懷念更加強烈。這里我想提到兩位同學。一位是陳耘屏。他是我們班上的老大哥，性格堅毅，政治上比較成熟，看問題敏銳?？上眢w很差，學生時代已經常住院，畢業(yè)后工作不久就臥床不起，受病痛折磨時，也曾對人生流露些許感傷和悲涼的情緒。出于對老同學的關心，我常抽空去看他。他很少傾訴自己的病況，卻往往憂心忡忡地談論國內外大事，剖析社會問題。雖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見解，但對他身在病榻、心系天下的襟懷深為欽佩。多年前他已與世長辭。直到現在，每逢年節(jié)，我都要進城看望他的夫人和孩子，以慰亡友在天之靈。另一位是徐劭。他性格內向，寡言少語，似乎有點孤僻，然而感情豐富，心地善良?；蛟S心靈深處有某種相通之處吧，我和他很談得來。畢業(yè)后，他分配在北大附近的一所中學任教。我們經常見面，暢談人生百味，一種揮之不去的孤寂感在彼此交談中能得到暫時的慰藉。由于思鄉(xiāng)心切，他申請調回故鄉(xiāng)南通去工作。臨走前一天，我們再次同游京城，從北海公園到天安門廣場，在革命烈士紀念碑的石階上依依不舍地坐了很久。分手之初還通音信，后來失去了聯系。有一天偶然看到《揚子晚報》上的一篇文章，作者署名徐劭，我猜想一定是老同學，心里為他高興。55級同學幾次聚會，他均未到，但愿這次能來母校歡聚。我們55級同學中有不少人在各自崗位上取得了顯著成績，其中不乏突出的風云人物。每個人的資質不同，機遇也不同，只要在一生中無怨無悔地執(zhí)著追求，盡力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就值得敬佩。

歲月回眸，青春無悔。青春不僅僅屬于個人，更屬于那個時代，屬于那個時代所形成的“戰(zhàn)斗的集體”。

吳同瑞，1937年生，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本科生。現任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