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臆論》序

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論及蕭統(tǒng)《文選》時說：“詞章中一書而為學，堪比經之有‘易學’‘詩學’等，或《說文解字》之蔚然成‘許學’者，惟有‘選學’與‘紅學’耳。”近三十年來，我的研究幾乎都是圍繞著“文選學”而展開的，對此一領域的深淺，多少有所感知；連帶而及，對于某一專門之學問，如“紅學”等，也多懷有敬畏之心。

更何況，從我粗識文字時起，“紅學”似已為顯學。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古典文學名著成為禁書，唯有“紅學”一枝獨秀。據我所知，當時稍有文化的人，幾乎人手一套。當然，那個時候對于其中的奧秘還不清楚，我只能聽信別人的解說。80年代前期，我在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攻讀碩士研究生時，周紹良先生來校講學。我聽說中華書局出版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中署名“一粟”的《紅樓夢卷》就出自周先生之手，敬佩至極，就和同學們去拜訪他。當時，我就像一個記者似的，圍繞著怎樣收集“紅學”資料，怎樣進入“紅學”領域等，提出了很多現在看來十分幼稚的問題。其實中心意思只有一個，即如何做學問。在我心目中，能夠編纂這樣的書，該有怎樣的學問??！周先生當時是怎樣回答的，我現在一點也回憶不起來了，而且后來自己也未曾涉獵“紅學”。但當時那種求知若渴的精神狀態(tài)，盡管過去二十多年，至今想來依然心潮澎湃。

我之所以提及這段與“紅學”有點關聯的往事，乃緣于案頭擺放著這部《紅樓臆論》的書稿。盡管與“紅學”隔絕多年，讀了這部書稿，我完全可以從中看到作者多年潛心研讀的艱辛與收獲。每立一說，多自抒胸臆；每下斷語，也多基于對《紅樓夢》的研讀體悟，探幽入微。譬如，《〈紅樓夢〉后四十回的下落》《點題人物秦可卿》，顯示其見解的獨特；《從甄士隱看小說代言人形象的衍變與走勢》《從高鶚續(xù)書看中國小說的勸誡情結》，說明其功底的深厚；《“丫頭”“姑娘”“姐姐”辨——論《紅樓夢》中年輕女子的稱謂》《只見“姨媽”，不見“姑媽”——談賈府的親戚結構》，可見其思維的敏捷；而《神似與形似——從“紅樓”英譯談古詩翻譯》則體現作者對于英語與古詩的融通理解。在學風浮躁，甚至抄襲成風的狀態(tài)下，我為作者出版這樣一本真實而干凈的學術論著感到欣慰。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作者以其清新的筆調，把我們帶到“紅學”世界，又一次喚起我們重讀原著的強烈興趣。一部嚴肅認真的研究著作，能夠有這樣啟迪心智的作用，不正是我們每一位研究工作者心馳神往的境界嗎？！

我與《紅樓臆論》的作者陳建平是三十年前南開大學的同窗。在我的印象中，她話不多，總是埋頭苦讀。而我在班上，年齡偏小，更是不起眼。后來我們選修王達津先生“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課，考試成績還不錯，這才注意到彼此的興趣原來都在古代文學。也許正是這種性情所致，畢業(yè)時我們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相對寂寞清苦的教學與科研工作。我先在清華大學文史教研組任教，后來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陳建平則任教于天津河西職工大學。盡管我們平時聯系很少，但我知道她無心于仕途與名利，二十多年來在克盡教職的同時，徜徉在“紅學”之途，積銖累錙，成果殊多。雖然我的學術興趣主要在先唐代文獻，對于古典小說沒有發(fā)言權。但是如果別人問我：“你對陳建平的學問如何評價？”我可以毫不猶豫地回答：“她是七七級的學生，一直在學術領域辛勤工作?！边@一句話足以說明她的學術追求，她的艱辛探索，還有她取得的成就。因為“七七級”這個詞，已經代表了一代人對于光榮與夢想的苦苦追求。

正是看在同窗四年的緣分上，陳建平完成《紅樓臆論》之后，首先就想到了我這個同窗和同行，便來信索序于我。這叫我很感動，當然也很惶恐。畢竟，我是“紅學”外行，且學無所成，一時不知從何說起。這些天來，捧讀書稿，恍逢故雨，于是拉拉雜雜寫下了這些文字。如蒙建平老同學不棄，權作拋磚引玉的引子吧。

（《紅樓臆論》，陳建平著，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