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笈誰期留異國

——哈佛新見楊聯(lián)陞先生的手跡

一

記得20年前，我開始在南大中文系攻讀碩士研究生，終于有權利進入中文系的資料室借書。借完書后，照例要填一張借書卡，填寫借書的時間，并簽下自己的姓名。簽名之際，從前借過此書的人也歷歷在目，借閱的時間從20世紀50年代一直到2007年，未曾中斷。所以每一次借書都是一次重訪與追憶，也是一次歷史的交接。

我在南大中文系資料室的借書卡上看到過很多熟悉的名字，既有自己的老師，也有很多同學、同門、朋友的名字。字跡或工工整整，或歪歪扭扭，或龍飛鳳舞，或春蚓秋蛇。字如其人，看到這些簽字，我的腦海中又浮現(xiàn)出一個個鮮活的形象。有幾次借到的書，發(fā)現(xiàn)上面赫然有授業(yè)老師的簽名，我立刻感到特別榮幸。

不過，2007年以后，中文系資料室開始改革，實行電子借閱，貼上條形碼，一掃卡證，信息就輸入電腦了，不用再簽名。這樣確實非常方便，也是趨勢?？墒俏覅s突然感到一種文脈的斷絕，估計以后的學生也不會再有發(fā)現(xiàn)老師借過的書的興奮了。書自有其生命，就在一雙雙手中傳承，就在一雙雙眼睛中不朽。我覺得，圖書館可以一方面實行電子借閱，同時也保留填卡片的習慣。多少年過后，當后生學子再借到這本書時，看到上面滿是著名學者的簽名，無形中就會形成一種歷史感與榮譽感，說不定還會產(chǎn)生自覺加入這個行列的意識。

這種情形恐怕不是中國獨有的。2008年，我到哈佛燕京學社訪學，平時最大的愛好就是在哈佛燕京圖書館中一架架地翻書。哈佛燕京圖書館在1970年代以前還叫“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顧名思義，就是藏書以中文和日文為主。后來中文圖書因為太多，不得不被遷到遠程書庫，而日文圖書則幾乎還都放在圖書館中，占了圖書館的三層。日本出版的關于東亞研究的書這里幾乎都有，即使比較生僻或難找的日文書也可以在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找到，書架上還有不少明治時代的和刻本漢籍（江戶時代刊刻的漢籍則收藏在善本書庫中）。

到哈佛燕京訪問時，我已經(jīng)開始了域外漢籍的研究，所以到哈佛訪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調(diào)查和收集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域外漢籍資料。哈佛燕京圖書館借書也已經(jīng)使用電腦，掃一下哈佛ID，然后再掃一下要借的書就可以了。不過，在哈佛借書，每本書后都會貼一張借書單，借出時館方會在上面蓋上過期的時間，意在提醒。有些書因為借的人比較少，還保留著電腦借閱之前手寫的借書條。

這一日，我在書架上翻檢日本巖波書店出版的《大日本古記錄》叢書（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其中有我想研究的五山禪僧瑞溪周鳳（1392—1473）所寫的日記節(jié)錄本《臥云日件錄拔尤》?！杜P云日件錄》已經(jīng)亡佚，所存的僅是其弟子惟高妙安（1480—1567）所編的節(jié)本（“拔尤”），本書是研究五山文學與學術的寶貴資料。

借過此書的人不多，加上我不超過十個，這可以從書末所貼的借書條上看到。最早一次借閱是1968年，而最近的一次借閱是在2001年。本來我也不太在意哪些人借過此書，可是借書條上一個小小的簽名吸引了我——L.S. Yang！我一看，就知道一定是曾任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歷史教授的楊聯(lián)陞。雖然已經(jīng)過去了四十年，但楊先生的筆跡如新，仿佛剛剛把書還掉。想起以前讀過的《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lián)陞往來書札》，里面楊先生的簽名也是這樣的。

楊聯(lián)陞先生自稱“開漢學雜貨鋪的”，他曾取《朱舜水集》中一聯(lián)以自警：“僭比仰山雜貨鋪，難為舜水異邦人?！保ㄒ娛Y力編《蓮生書簡》，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398頁）所謂“開雜貨鋪的”就是指對漢學研究各個領域都知道一點，雖然楊先生不研究日本歷史，但并不妨礙他對日本中世史的興趣，所以他借閱《臥云日件錄拔尤》再自然不過。

之后，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中看到了更多楊先生的簽名。我有一段時間天天去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閱覽室中看善本書，這些善本書的函套內(nèi)也有一張借閱卡，上面有借閱此書的讀者簽名。于是，我就在更多的古籍借閱卡上見到“L.S. Yang”的簽名，比如，伍涵芬所編的《說詩樂趣類編》清刻本的借閱卡上就有楊聯(lián)陞教授的借閱記錄，而且借閱時間最早。

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古籍借閱卡上的楊聯(lián)陞、洪業(yè)的簽名

我曾在一部明刊本《鐫李及泉校于鱗箋釋唐詩選》上看到洪業(yè)（William Hung）教授的簽名，這本書是1970年7月19日借出的，并在1971年5月20日歸還，大概在洪先生手上盤桓了一年之久。

楊聯(lián)陞、洪業(yè)先生的手澤，觸手若新，所謂“萃手澤于縑緗”（楊億《武夷新集》卷十八《謝宣召赴龍圖閣宴會及觀御制御書狀》），后之覽者不能不產(chǎn)生一種歷史感。我特別喜歡讀《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lián)陞往來書札》，后來也拜讀了楊先生的其他著作，如《國學探微》《中國制度史研究》以及《哈佛遺墨》《蓮生書簡》等，但我以前從未想過能與楊先生產(chǎn)生交集，不意竟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看到了楊先生的親筆簽名，內(nèi)心激動之情可想而知。

二

沒想到的是，我在哈佛看到了更多楊先生的手跡。2011年，我在《文學遺產(chǎn)》第5期看到閆月珍教授翻譯的方志彤《〈詩品〉作者考》一文，此文的英文底稿就藏于哈佛大學檔案館方志彤檔案中。在此之前，我在《哈佛亞洲學報》上就讀過方志彤翻譯的陸機《文賦》，也知道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長達八百多頁，但一直未出版（后來閆月珍教授引進了這部厚重的博士論文《龐德〈詩章〉研究》，并于2017年在中西書局出版）。

2014年8月，我再次到哈佛大學訪學一年，遂利用這次機會，申請查閱了方志彤先生的檔案。方先生雖不是文獻學家，卻有強烈的文獻保存意識，他的檔案中保存了很多與他的生平、交游相關的資料，可以說是一個研究北美漢學的寶庫。就在方先生的檔案中，我無意間看到一幅楊聯(lián)陞先生的手書，原來是楊先生慶祝方志彤先生榮休時所寫的短箋。這封短箋原放在一個信封中，信封上用紅色圓珠筆寫著“方志彤先生榮休之慶”。短箋上是楊聯(lián)陞先生用毛筆寫的賀信：

謹具

醉翁之意不在

君子之交淡如

各乙瓶

奉祝

志彤我兄榮休之喜

弟楊聯(lián)陞敬賀

湯中牢丸，內(nèi)子同制

共申賀悃

1977年，方志彤以“高級講師”（senior lecturer）的職稱在哈佛大學退休，此信當寫于此時，距今已有40余年。這封手札體現(xiàn)了楊聯(lián)陞先生一貫的幽默風格，兩句題辭也用了歇后格，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隱一個“酒”字；“君子之交淡如”，隱一個“水”字，故下文才有“各乙瓶”之語。上古祭祀時，將牛、羊、豕三牲稱之為“牢”，“牢丸”則指用豬、牛、羊肉作餡，搓成丸子狀的食品。所謂“湯中牢丸”，可能指的是湯團，還有一說法認為是水餃。此處，楊先生用的是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七《酒食》中的成句“籠上牢丸，湯中牢丸”，顯得非常古雅。

哈佛大學檔案館方志彤檔案中的楊聯(lián)陞手跡

短短一封信札顯出楊先生的諧趣。近讀《周策縱論學書信集》（陳致、孟飛、黎漢杰整理，中華書局2020年版），其中有多通周策縱先生致楊聯(lián)陞先生的信函，很多都與諧趣文學相關。如1964年的信，還附了一紙楊先生在該年1月8日所寫的《三宇經(jīng)》（初稿），全文純屬文字游戲，用“三宇經(jīng)”也是有意模仿“三字經(jīng)”之故，全文都是三字句，所有的字都發(fā)“yu”音。周策縱先生又模仿此文寫了一篇《夷姨》，全文105個字，所有的字都發(fā)“yi”音。楊、周二先生文，承襲的是趙元任先生所作的《施氏食獅史》《季姬擊雞記》等“同音文”傳統(tǒng)，可見其風雅有自。表面上看來，這些“同音文”仿佛文章游戲，但其實著者意在提醒讀者注意中國語言的特色。用現(xiàn)代普通話來讀這些字，完全是同音，但在古代漢語中，這些字的發(fā)音并不相同?？芍^諧語中自有莊語。

1977年，在周先生致楊先生的信中，兩人還談到在北美成立一個研究回文詩等雜體詩的協(xié)會。在2月9日致劉若愚的信中，周先生有詳細的解說：

一月十日《時代》雜志科學欄載有西洋詩人及小說家、科學家十余人組有OuLiPo（Ouvroir de Littérture Potentielle）（Workshop of Potential Literature）會，創(chuàng)作回文、寶塔詩等，楊聯(lián)陞兄與弟以為中文對此尤為適宜，擬組織一“烏李白漆作坊”（OuLiPoChi），正式名為“無極文學研究會”。（《周策縱論學書信集》，第219頁）

此信還附有周先生所撰的《無極文學論——回文雜體詩卮言》，上信中明確提到組織“作坊”之事是由周先生與楊先生一起發(fā)起的。在2月28日致楊聯(lián)陞先生的信中，他又和楊先生討論了研究會的名稱：

“無李白兮”之名亦妙。若愚兄提議作“無李白戲”意亦相近?！皯颉弊钟幸缓锰?，即指游戲之名?！盁o”字固好，實亦太自謙卑，若用“悟”或“晤”，亦未嘗不可，此“戲”或此“嘻”亦正可令人與李白相“晤”耳。若輪機轉(zhuǎn)出不妙之句，自然亦可成為“誤李白”“侮李白”之戲矣。（《周策縱論學書信集》，第221頁。楊先生的原信見《蓮生書簡》，第147頁）

不知后來這個“無極文學研究會”有沒有正式成立，不過從周先生與楊先生嚴肅認真的討論來看，他們對這種文字游戲還是比較看重的。從《哈佛遺墨》（修訂本，蔣力編，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所附的楊先生的詩，如《打油送吉川》來看，楊先生為人喜謔，這從他寄給方志彤的短箋中也可見一斑。

三

2015年初春，我在哈佛偶然結(jié)識了陸惠風先生，陸先生是楊先生的弟子。楊聯(lián)陞先生晚年蕭瑟，加之身體不好，經(jīng)常讓陸先生代其上課，陸先生一度在哈佛大學教授中國史8年，并擔任哈佛大學東亞系副教授。但后來陸先生脫離學界，轉(zhuǎn)入商界，不過他依然是楊先生最信任的人。

陸先生很好客，提出讓我們訪問學者到他家里小坐，于是我和張煜兄來到了陸先生“設計新穎的地中海式現(xiàn)代建筑”的家中，“坐落在劍橋隔壁阿靈頓（Arlington）的陸家，先要在慈悲湖（Spy Pond）畔的院落停妥車，拾級而上，轉(zhuǎn)進門入客廳，一望而去是落地窗外的湖光水色”（張鳳《欲識乾坤造化心——劍橋新語社創(chuàng)辦人陸惠風教授》，載張鳳《哈佛問學錄》，重慶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頁）。

陸先生家的景致確如張鳳老師所言，我雖驚嘆其客廳窗外的景色，但進入客廳旁的書房，立即驚呆了。偌大的書房中四壁皆書，中間的桌上也堆滿了各種學術書籍。陸先生告訴我們，這些書都是楊聯(lián)陞先生生前的藏書！我的目光激動地在書架間游弋，這些藏書基本上都與史學研究相關，除了英文研究著作之外，還有很多日文研究專書，如宮崎市定的《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九品官人法之研究》、森克己的《日宋貿(mào)易之研究》、礪波護的《唐代政治社會史研究》、牧田諦亮的《策彥入明記之研究》、梅原郁的《中國近世的都市與文化》等。我好奇地打開宮崎市定的《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發(fā)現(xiàn)竟是宮崎先生的贈書，書的扉頁工整地寫著“楊教授賜正 宮崎市定敬呈”，旁邊有楊先生的鉛筆記錄“1976年8月10日收到”。另一本《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的扉頁則寫著“宮崎市定請 楊教授教正”。1961年秋，宮崎市定到哈佛大學東亞系擔任客座教授，在哈佛期間，宮崎教授與楊先生多有交往，結(jié)下深厚的情誼。1971年，宮崎教授七十大壽時，楊先生作畫一幅，并題賀詩于畫上：

宮崎教授古稀榮慶

還歷古稀皆拒賀，醇儒重實不求名。

云山無盡學無盡，遙祝先生過百齡。（《哈佛遺墨》，第281頁）

《哈佛遺墨》也收錄了宮崎教授的和詩，旁有楊先生批語“甚可誦”。楊先生1990年去世之后，宮崎教授還撰文加以悼念。從楊先生所藏的宮崎教授的贈書可見二人的交誼一直持續(xù)了多年。

比起在哈佛的圖書館、檔案館中看到楊先生的手跡，親手摸到楊先生曾經(jīng)看過的書，給我的震撼更加強烈。哈佛燕京圖書館還藏有楊聯(lián)陞先生日記的復印本，據(jù)說是陸惠風先生打算寫作楊聯(lián)陞先生的傳記，從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復印來的，但始終未見楊先生傳記出版。楊先生生前以漢學家自居，自云漢學家就是“開雜貨鋪的”，什么都要知道一點。從楊先生的藏書也可見其興趣的廣泛，特別是他收集的很多日本的漢學著作，可見其對日本漢學的看重，這也可能與他和日本漢學家交往較多有關。

1946年，楊聯(lián)陞在哈佛大學東亞系拿到博士學位，國內(nèi)各校紛紛向他伸出橄欖枝，如浙大張其昀曾有意聘他去浙大任教。從《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lián)陞往來書札》中也可見，其也曾打算應胡適先生之約回北大任教，但最后終未能成行。羈留異國40余年，思鄉(xiāng)、思親之情一直縈繞于其腦際。在《康橋雜興，和勞貞一》（1953年11月2日）中，楊先生寫道：“容易秋涼查理河，黃昏年復畫船過。鄉(xiāng)愁直似風前葉，迭迭重重掃更多。幸得羹魚未用車，敢因壓線怨年華。獨慚親老無甘旨，風夜霜晨苦憶家……”（《哈佛遺墨》，第252頁）1940年，楊先生負笈美國，至1953年已十余年，故鄉(xiāng)愁不斷，如秋風落葉，旋掃旋生。此時，楊先生的母親還在北京，故有“獨慚親老無甘旨”之嘆。此種悵恨幾十年間不減，1985年12月9日的詩中仍云：“夢回身尚在天涯，花果飄零哪是家。”（《夢中無路不能回家，甚覺急躁》，《哈佛遺墨》，第307頁）

原本無意稽留北美的楊聯(lián)陞，后來一直任教于哈佛大學東亞系，“負笈誰期留異國，執(zhí)鞭聊用解嘲誹”（《四十九歲初度》，1963年7月24日，《哈佛遺墨》，第273頁）。據(jù)葛兆光先生分析，因為“他自期太高，涉足的領域也太廣，把自己弄得很苦”（《“正晌午時說話，誰也沒有家”——1977年楊聯(lián)陞回國記》，《讀書》2014年第3期），以至于后來得了抑郁癥。1990年，楊聯(lián)陞先生在美國去世。他的著作陸續(xù)在中國大陸出版，近年來他的詩文集（《哈佛遺墨》）、書簡（《蓮生書簡》）、傳記（《楊聯(lián)陞別傳》，蔣力著，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也先后出版，他的日記中有關學術史的內(nèi)容也有學者公布，但哈佛應該還藏有很多楊先生的手稿、墨跡等文件，如果努力發(fā)掘出來，對于了解哈佛漢學研究史以及楊先生的生平也是很有意義的。

2020年11月28日

本文原載《社會科學報》2021年1月28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