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學歲月
我出身于一個貧寒之家,我的父親按現(xiàn)在的說法是一個個體戶,經營柴米油鹽醬醋酒,養(yǎng)活著一家人。盡管家境困難,但是父母對我們的要求極嚴,他們囑咐我們絕不可以與他人比吃比穿,唯有認真讀書求上進是正道。
學校教育對我的成長起的作用是關鍵性的。我有幸在一生中受教于三個百年名校,即柴橋小學、寧波中學和北京大學。
小學階段我就認真學習,從我記事起成績就一直名列前茅。如果在哪次考試中偶然得了第二名,我就感到對不起父母,羞愧難當。
1947年,我小學畢業(yè),以寧波市鎮(zhèn)海區(qū)統(tǒng)考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浙江省立寧波中學。1949年5月25日,在我中學二年級的時候,寧波解放了;同年10月,新中國成立了。
寧波解放之后,舟山群島還沒有完全解放,國民黨還盤踞在舟山群島,幾乎天天派飛機來轟炸。我不得不休學回到家。每天早上,我挑起裝著全家細軟的籮筐跟著家人去山里躲避,晚上飛機沒法來了,我們再回到家里。每天這樣來回奔波。1950年5月19日,舟山群島全部解放,我們才穩(wěn)定下來。休學半年后,我堅決要繼續(xù)讀書,父母也不忍心耽誤我的學習,傾其所有,供我求學,于是我恢復了中學學習。我中學的學習和此后大學的學習都是靠助學金才得以完成的,是人民培育了我,是黨培育了我。
對我一生影響最深的學校,除了北京大學之外,就數(shù)浙江寧波中學了。寧波中學是以治學嚴謹、管理有方而著稱的。中學階段對我來說最大的影響有三個:
第一,使我養(yǎng)成規(guī)律的生活習慣。入學以后我們學生全部住宿在學校里,過著十分有規(guī)律的生活,這使我養(yǎng)成了讀書做學問的好習慣。上課我專心聽講,效率很高,因此課下我可以有很多時間去讀課外書,獲取多種知識,這促使我在后來的科研中注意多方面積累知識,拓展思路。我在中學時,把薩本棟的《普通物理學》看了,后來考北大物理系也和這有關。
第二,為我樹立了革命的進步的人生觀。在課外書閱讀中,我閱讀了不少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例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普希金詩篇》等,這些對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都有著深刻的影響。我特別喜歡《居里夫人傳》,為此,我立下了人生的志向:成為一名對祖國、對人民有貢獻的科學家。記得我當時寫了一篇作文:《未來的科學家——宇耕在成長》,“宇耕”是我給自己起的一個名字,意為“宇宙的耕耘者”。我的語文老師看了以后很高興,在班上還表揚了我。這個從小立下的志向成為我日后工作的強大精神動力。
第三,為我健康的體魄打下了基礎。我喜愛各種體育運動,每天去操場跑步,我曾經是寧波中學中長跑1500米和5000米田徑記錄的保持者。體育鍛煉不僅為我打下了身體健康的基礎,而且我認為體育鍛煉與科學研究有許多地方是相通的。跑400米最累的是在200米左右彎道的地方,挺住了,你就能堅持到底;跑1500米時,我最喜歡向終點沖刺的時刻,當大家都疲勞不堪時,我喜歡鼓足力氣沖向終點,去奪取勝利。搞科學研究、著書立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勝利往往產生于堅持,最困難的時候咬牙堅持下來,就會接近勝利,越困難,越要堅持,最終就能享受勝利的喜悅。
中學階段,我就很喜歡物理課??既氡本┐髮W物理系是我的第一志愿,也是我人生道路的一個新起點。
剛到北京時,我不太習慣,南方人也吃不慣饅頭。那時北京有沙塵暴,經常飛沙走石,我全身過敏。1952年院系調整后,物理系招進180多名同學,上大課時會有300多人。大學的生活是比較艱苦的,當時我們住在第二體育館,我睡在看臺的水泥地上,鋪上一個草席就是床,個人用品放在枕頭邊上。
盡管條件艱苦,但是我的信念就是“求學”“學問”:求學就是求著學;學問就是學著問。這是我最難忘的時期之一。
經過院系調整,北大物理系大師云集。我非常榮幸地接觸到了黃昆、王竹溪、虞福春、周光召等物理學大師。我進入北京大學后的第一位老師就是黃昆教授。黃昆教授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和對物理學深入剖析及卓越的邏輯思維能力,對我一生的治學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在很多方面,他影響著我的科學研究和培養(yǎng)學生的方法。
在學習過程中,我逐漸掌握了學習的規(guī)律。除了聽課以外,討論也是非常好的學習方式。我每天吃完晚飯就和同學討論問題,往往就一個物理概念爭論不休,有時爭論得面紅耳赤,當有了統(tǒng)一認識,大家才相對一笑欣然而散。
當時考試是學習蘇聯(lián)的口試形式??荚嚂r老師坐在一個教室,我們抽簽,抽到題先在另一個教室準備,然后去和老師面對面答題。我的多數(shù)考試成績都是優(yōu),特別是黃昆老師的兩次口試,我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他還問過我:“你以前是不是當過老師?”但也有教訓,有一次數(shù)理方程課的考試,我之前有一個問題沒有深入理解,于是死記硬背想記住它,結果考試我恰好抽到這道題,但死記硬背的知識應付不了口試,這門課我最終的成績是及格。正如毛主席所說:“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sup>[1]這個教訓讓我終生難忘,此后我治學、科研一定要求自己做到徹底理解搞懂。我也是這樣教育我的學生的。
1956年,周總理親自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fā)展遠景規(guī)劃綱要》(簡稱為《十二年科學技術發(fā)展規(guī)劃》),半導體是重點方向之一,五校(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學和東北人民大學)在北京大學聯(lián)合舉辦半導體專門化,培養(yǎng)人才。北京大學又云集了一批以黃昆教授和謝希德教授為首的優(yōu)秀半導體教師,我有幸作為第一批學生被重點培養(yǎng),學習有關半導體理論與技術的多方面知識,這為我長期在微電子領域開展工作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1]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