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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回望與沉思:俄蘇文論在20世紀中國文壇 作者:汪介之著


前言

在21世紀的黎明期,回望上一個世紀的中外文學和文化關系,或許有著某些便利之處。這首先是因為,綿延一百年的這一段文學—文化交往史已然過去,業(yè)已定格為一個完整的存在形態(tài),人們開始有可能從整體上予以把握和考察。再者,回望者自身畢竟和考察對象漸漸拉開了距離,得以從稍遠處進行觀照,從而能夠避免那種“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局促和狹隘。更重要的是,日漸豐厚的人文科學研究成果、不斷被發(fā)掘出來的思想資源,其中包括20世紀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領域內一系列有價值的學術積累,等等,對于這一研究無疑都具有積極的啟示和參照作用。

當然,如果僅從上述幾方面來考慮展開研究的有利條件,那么就應當承認,越往后的研究者必定越多地具有優(yōu)越性。然而,作為20世紀的過來人,當今的研究者們不僅有義務、有責任對過去一個世紀中的中外文學—文化關系史進行梳理和總結,而且擁有為后來的研究者們所不具備的、對于上一世紀文化與文學生活的切身感受和體驗。前者的這種得天獨厚的文化身份,決定了惟有他們的回望才能表達出跨越兩個世紀的人們所特有的情懷,他們的言說也將獲得一種不可復得的歷史真切性。

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是中國文化與文學在世界各民族文化與文學彼此交流的大背景下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型的一百年,也是中國現(xiàn)代文化與文學生成、滋長與發(fā)展的一百年。文化轉型的發(fā)生與實現(xiàn)以及整個20世紀中國文化與文學的演進,是世界文化與文學大潮和中國文化與文學發(fā)生碰撞的必然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20世紀中國文學發(fā)展史,就是不斷地審視、選擇、譯介、接受外來文學,從而在創(chuàng)造性轉換中不斷豐富自身的歷史。因此,考察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只有將它放在世界文學發(fā)展的大背景下,放到中外文學與文化關系史的進程中,才能把握它的內涵與特色,發(fā)現(xiàn)它的成就與局限。

檢視上一個世紀的中外文學—文化交往史,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俄羅斯—蘇聯(lián)文化與文學和20世紀中國文化與文學的關系尤為密切。那是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一種無論你怎樣淡化它都客觀存在的史實。20世紀中國的文學翻譯史表明,在我國出版的全部外國文學翻譯作品中,從國別的角度而言,俄羅斯—蘇聯(lián)文學作品在長時期內一直占有最大的比重。這些作品不僅滋養(yǎng)了我國幾代文學工作者,而且曾經(jīng)廣泛影響了成千上萬普通讀者的精神生活和人生道路。有許多優(yōu)秀的俄羅斯文學作品,同這個民族所提供的同樣出色的戲劇、電影、繪畫、音樂和舞蹈等藝術品一起,在中國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欣賞對象?;钴S于20世紀中國文壇的作家、詩人、劇作家、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們,無論是魯迅、鄭振鐸、葉圣陶、茅盾、巴金、郭沫若、郁達夫、曹禺、老舍、艾蕪、張?zhí)煲?、胡風、路翎、夏衍、田漢、穆旦、艾青、周揚、馮雪峰,還是丁玲、周立波、秦兆陽、錢谷融、巴人、賀敬之、劉紹棠、王蒙、劉賓雁、高曉聲、高行健、舒婷、梁曉聲、張抗抗、張煒、王家新等,都深受俄羅斯—蘇聯(lián)文化與文學精神的浸潤。上面這份名單顯然是遠不夠全面的,幸好有王蒙所說的一段話可以作為補充:“在張潔、蔣子龍、李國文、叢維熙、茹志鵑、張賢亮、杜鵬程、王汶石直到鐵凝和張承志的作品中,都不難看到蘇聯(lián)文學的影響?!蓖趺蛇€說:“這里,與其說是作者一定受到了某部作品的直接啟發(fā),不如說是整個蘇聯(lián)文學的思路與情調、氛圍的強大影響力在我們身上屢屢開花結果?!?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5/09/21144572154475.png" />對于那些深受“蘇聯(lián)文學”范疇之外的俄羅斯文學影響的中國作家、批評家們,也應當作如是觀。

除了具體作家、批評家個人所受到的影響之外,俄羅斯—蘇聯(lián)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在不同時期內占主導地位的文學思潮和流派,蘇聯(lián)時期的文藝指導思想和文藝政策,在這些思想和政策的指導下開展的文學運動,以及一般文學生活的運行方式和運轉機制,等等,都對20世紀中國文學從基本格局、理論批評、創(chuàng)作實踐到存在狀態(tài)、運作形式、發(fā)展走向等各個層面,產(chǎn)生過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如此深刻、廣泛和持久,以至于20世紀中國文學發(fā)展中的每一重大轉折和重大現(xiàn)象,都和俄羅斯—蘇聯(lián)文學有著這樣那樣的聯(lián)系。中國文學無論是反顧自己走過的路途,總結自己的經(jīng)驗教訓,確認自身的地位、成就和意義,還是更新自己的觀念,調整自己的思路,規(guī)劃未來的藍圖,似乎都要把俄羅斯—蘇聯(lián)文學作為一種重要的、基本的參照,在與這一文學的比較和對照中尋得某些支持、激勵、啟示或借鑒。難以想像,不對20世紀的中俄文學—文化關系進行全面梳理和多角度的考察,就能夠描繪出這一百年里中外文學與文化關系的真實歷史圖景。

由于文學理論與批評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的概括、總結和引導的功能特質,也由于19世紀俄羅斯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繁榮發(fā)達和巨大成就,更由于蘇聯(lián)時期文藝指導思想和文藝方針政策的特殊統(tǒng)轄力量,俄羅斯—蘇聯(lián)文學對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有很大一部分是經(jīng)由它的理論批評以及文藝思想、文藝政策在中國的傳播和被攝取、被仿照而得到實現(xiàn)的;或者說,這種影響突出地表現(xiàn)于俄蘇文學理論批評和文藝思想與政策對中國文學的作用。因此,探討20世紀中國文學的總體格局、存在形態(tài)和演變發(fā)展的外部條件,總結引進、吸納和接受外來文化與文學的歷史經(jīng)驗,就不能不充分注意到俄蘇文學理論批評和文藝政策乃至文學運動的強大的、長時期的影響。

伴隨著20世紀中國歷史和文學史的曲折進程,俄蘇文論對于中國文學的影響呈現(xiàn)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從20世紀初到五四時代,在中國知識界自覺地廣泛引入文藝復興以來歐洲思想文化成果的潮流中,19世紀俄羅斯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豐饒實績,也同取得了輝煌成就的19世紀俄羅斯文學一起,開始受到國人的關注和重視。這一方面的翻譯和介紹工作在五四之前就拉開了序幕,五四以后除繼續(xù)譯介外,還開始出現(xiàn)一些有分量的評論文章。翻檢五四時代那些發(fā)黃的書頁,可以看出,在中國新文學發(fā)展的初始階段,19世紀俄羅斯文論與批評所蘊涵的深厚的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精神,它的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和鮮明的現(xiàn)實主義特色,都使它特別受到中國文學界的青睞。當然,就總體而言,在這一時期,19世紀俄羅斯文論與批評還是被作為歐洲近代先進思想文化和文學遺產(chǎn)的一部分進入中國文學的接受視野的。

五四退潮、大革命失敗以后,由于時局的變化、社會政治形勢的改觀和現(xiàn)實斗爭的需要,俄蘇文論對中國文學的影響開始進入一個高潮期。從20年代末期起,除了19世紀俄羅斯文論繼續(xù)被引入中國文壇、繼續(xù)發(fā)揮其影響之外,俄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十月革命后的馬克思主義批評,蘇聯(lián)早期領導人關于文學藝術的講話、文章及相關言論,20年代以后蘇聯(lián)多種文學思潮與流派的觀點和學說,包括“無產(chǎn)階級文化派”思潮、庸俗社會學理論和“拉普”的文學觀,直到30年代出現(xiàn)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理論,40年代的日丹諾夫主義,等等,都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文學界,對前后共二十余年間中國文學的指導思想、基本格局和發(fā)展方向產(chǎn)生了直接的影響。由于“影響源”本身的復雜性,這種影響的歷史結果遠不是單一的,它曾在中國文學中造成了紛繁多樣、魚龍混雜的景觀。一方面,由于這種影響,中國文學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批評逐漸形成,并在文學運動的實踐中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另一方面,起源于庸俗社會學和“無產(chǎn)階級文化派”思潮的各種極左的文學理論觀點和文學批評實踐,也一度被中國文學界的某些人士當作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及其具體運用而接受下來,強化了中國文學的文學政治化傾向,為后來的文學發(fā)展急劇走向極左的境地埋下了伏筆。同時,由于這一歷史時期內蘇聯(lián)文學界本身對“革命文學”、“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理論界定之外的其他文學理論批評思潮和流派的全面排斥和否定,中國文學界對同時期俄羅斯文學理論與批評整體面貌的認識遠不是全面的,一系列有價值的理論批評成果處于中國文學界的接受視野之外。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這種接受偏離竟然以驚人的穩(wěn)定性平移至20世紀晚期。

50年代以后的中國文學,一度是在處處以蘇聯(lián)文學為范本和未來方向的總體氛圍中向前發(fā)展的。在政治上、外交上向蘇聯(lián)“一邊倒”的大背景下,中國文學的指導思想、創(chuàng)作方法、理論批評原則、文藝政策以及指導文藝的方式方法,都曾經(jīng)是以蘇聯(lián)文學為楷模的。對于“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強調,把“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確定為我國文藝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直到建國初期發(fā)動的幾次文藝界的大批判,這些現(xiàn)象中都可以明顯地見出蘇聯(lián)文學理論、思潮和傾向的直接影響?!敖鈨鑫膶W”思潮在蘇聯(lián)文壇涌起之后,中國文學界也迅速受到其沖擊,并曾因此而幸運地迎來了自己短暫的“百花時代”。但是未過多久,由于蘇共20大以后中蘇關系的變化,對蘇聯(lián)“修正主義”的警惕與批判,中國文學開始自覺地排斥當代蘇聯(lián)文學從理論到創(chuàng)作的影響,甚至在許多方面是以“蘇聯(lián)修正主義文學”為反面參照的。這種思路的持續(xù)延伸,導致中國文學急劇極左化,最后跌到十年動亂中文學的低谷。

時至70年代末,中國文學終于結束了自己暗淡的歲月,中外文學與文化關系也由此而進入一個嶄新的時期。那是五四以后中國文化和文學大規(guī)模攝取外來文化和文學的又一個高峰期。在太久的封閉和壓抑已成過去、對外來文化充滿新鮮感的時代氣氛中,中國文學界重新開始放眼世界。于是,出現(xiàn)于20世紀各個時期的國外文學思潮和理論批評流派,便走馬燈般地在中國知識界眼前掠過,大大開闊了國人的眼界。長期受到冷落的俄蘇文學與文論也再度步入,在中國新時期文學的發(fā)展進程中留下了它的影響痕跡。

然而,中俄(蘇)文學關系似乎很難再出現(xiàn)新的蜜月期了。從80年代中期起,無論是俄蘇文論,還是俄羅斯—蘇聯(lián)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都開始呈現(xiàn)出衰落的趨勢。在西方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大量涌入中國文壇之際,俄羅斯文論、特別是蘇聯(lián)時期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漸漸被看成是一套保守的、僵化的和過時的話語。這套話語確實曾經(jīng)和長時期內占主導地位的極左文學思潮、文藝政策聯(lián)系在一起,它引起人們的懷疑、警惕和厭惡,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然而,這類情緒卻很快演化為明顯的排斥和抵制,以至于人們對于新發(fā)掘出來的俄羅斯文學理論與批評遺產(chǎn),對于過去在蘇聯(lián)時期被封存、被歪曲或被否定的文學思想,也一概缺乏應有的興趣和熱情了。中國文學界似乎已沒有足夠的耐心重新面對俄羅斯文學理論與批評了,對于20世紀俄羅斯文學理論批評則更是冷眼相看。情緒因素壓倒了科學理性精神。人們好像只是對其中的俄國形式主義和巴赫金的詩學理論尚抱有一定程度的重視,而這也部分地是由于西方學者對它們的肯定。在世紀晚期的蒼茫暮色中,關注俄羅斯文學和文論的人們大大減少了,這一方面的研究在數(shù)量上已不再占優(yōu)勢,但其質量卻反而有了某種程度的提高。因為在上述思想文化背景和社會心理條件下,不具備學術獻身精神的人們,已經(jīng)很難繼續(xù)堅持從事這一研究了。在熱鬧非凡、表面繁榮的景象消逝之后,俄羅斯文學和文論如果還能夠對中國文學產(chǎn)生影響,那一定也是切實的、真正有深度的影響。

一個世紀以來,俄羅斯—蘇聯(lián)文學理論與批評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一種時間跨度長、覆蓋面廣闊的影響。就這一影響的歷史結果而言,無疑存在著正負兩個方面:中國文學固然獲益良多,但同時也頗受其害。從中國文學作為接受者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對于19世紀俄羅斯文學批評,還是對于20世紀俄蘇文論,我們都有過許多偏離、誤讀和遺落。這一文學接受史的經(jīng)驗無疑是值得予以認真總結的,只要我們還希望我們的文學進一步發(fā)展,只要我們不打算中止對于外來文學和文化的攝取和引進。

回望過去百年間中國文學對俄蘇文論的接受過程,正如人們在回望歷史時所常有的情形那樣,我們往往會帶上某種“事后諸葛亮”式的挑剔眼光和自以為高明的優(yōu)越感,好像如果我們自己身處那個已然逝去的時代中,就一定會作出更明智、更恰當、效果更佳的選擇似的。我們可能忽略的是,當年中國文學界對于包括俄蘇文論在內的外國文學理論與批評的接受,這一接受的側重及其間出現(xiàn)的種種偏離和失落,都具有一種歷史的必然性。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歷史再重復一次,我們也仍然只能做出如此這般的接受。恩格斯早就說過:某種學說的流行程度,與實踐對它的需求成正比。外國文學理論思潮在某一國度的流行也是如此。杰出的文學批評家盧卡契在談到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關系時說得更為具體:“只有在一個國家的文學發(fā)展中需要一種外來的刺激,一種動力,為它指出一條新路的時候——一旦文學發(fā)現(xiàn)本身出現(xiàn)危機,它就會有意識地或者下意識地尋求一條出路——外國作家才能真正有所作為。”今天,我們回望20世紀中國文學接受俄蘇文學理論與批評的過往史,比較考察中俄(蘇)文論與批評的異同,目的并不在于指責或頌揚當年的那些譯介者、研究者和接受者們,而在于透過文學接受的表象,沉思形成某種接受局面的歷史文化原因,探索外來文化與文學接受的規(guī)律,從一個側面為中國文學在21世紀的發(fā)展提供參照。這一切,也正是本課題研究所追尋的目標。

  1. 王蒙:《蘇聯(lián)文學的光明夢》,《讀書》1993年第7期。
  2. 盧卡契:《托爾斯泰與西歐文學》,《盧卡契文學論文集》(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452—4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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