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在的音容
趙儷生
小時候看人家出喪,見挽幛上四個大字:“音容宛在?!碑敃r看過也就過去了。而今垂垂老矣,由古稀向耄耋轉(zhuǎn)進,若干至親好友一位跟一位到另一個世界去了,一覺醒來,“落月滿屋梁”,這才矍然領(lǐng)會到上面四個大字的確切意義。
我與王瑤兄是大學時代的同窗學友,自1934年至于1937年,首尾四年。那時候,我們一起到教室聽課,一起到大食堂或小飯鋪吃飯,一起到琉璃廠買舊書或到北京飯店樓下法文圖書公司買外版書,一起在城內(nèi)大街上游行示威,一起組織會社、編刊物、寫文章。那時,我們一伙青年朋友們自發(fā)地各有所好,各有所趨,有的寫小說和報告文學,有的寫詩或散文詩,有的搞翻譯,王瑤兄一直喜愛并寫作文學評論和文學理論方面的文章。因此,我們私下里對他有“小周揚”和“小胡風”這樣的稱號。
王瑤兄一直是快步走路,急口說話。他走起路來,得得作響。他講起話來,山西鄉(xiāng)音很重,內(nèi)容像連珠炮般噴出,語音越說越高亢。但我留心到,當他露出快要發(fā)脾氣的時候,同時卻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純。這個境界很美麗,很高乘。他后來博得若干學生的崇敬,我想這是原因之一。當時我曾對另外的同學說,“假如我是個女同學,我一定愛上這個人”。他理性能力很強,非常善于辯論,在一場辯論中從不饒過對方。他口邊噴著唾沫,兩手揮動,我們私下里說這是“拋磚引玉”。
我們當時組織過兩個會社,一個叫“國防文學社”,出版《國防文學》兩期;一個叫“清華文學會”,出版《新地》兩期。王瑤兄還主編過第四十五卷《清華周刊》。但就在他手里,《周刊》被教務(wù)長先生勒令???。王瑤兄寫了一篇“告師長同學”的大文,這篇文章在當時很有名氣,義正詞嚴,不卑不亢,顯示了王瑤兄的氣度。
可是在盧溝橋事變前的一段時期里,王瑤兄的情緒不是很高揚的。他主編的刊物被勒令??耍似湓蛑?;當時的革命,雖然瓦窯堡精神已經(jīng)下達,但正如少奇同志文章里講的,左傾關(guān)門主義殘余仍很嚴重,組織對成員的看法有時很片面,有時也引起成員對基層組織有看法,此其二;王瑤兄在愛情上也遭挫折,此其三。前一條是眾所周知的,后兩條是我作為密友探測出來的。為此,他很早就啟程返回他的故鄉(xiāng)——山西省平遙縣道備村隱居起來了。
我們有三四年互不知下落,互不通音訊。1941年,我夫婦在陜西省乾州中學找到一個教書的職業(yè),王瑤兄突然自西安來乾州相訪。乾州,是唐高宗和武則天女皇陵墓之所在,也是唐德宗被朱泚之亂團團圍困的地方,那時叫奉天。我當時每周34小時的英語課,喊得嗓子經(jīng)常喑啞。租得民房東廂廈房一間,四壁蕭然,只一盤大炕,夫婦二人帶一新生不滿周歲女兒,連孩子襯布都是山西新軍帶下來的供給制軍裝的破片。有被兩床,我妻帶嬰兒一床,我與王瑤兄合蓋一床。街上買點乾州名產(chǎn)——鍋盔和掛面,妻子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拉風箱煮些掛面,三人飽肚。日本飛機時常飛臨上空,丟個把不大的炸彈或打一索子機槍。
這時葉圣陶先生自成都寄給七律一首,末句云,“遙知此中皆戰(zhàn)場”。我與王瑤兄即從此談起。當時既有槍炮戰(zhàn)場,也有思想戰(zhàn)場,還有精神戰(zhàn)場,其中再夾雜著若干人際戰(zhàn)場。經(jīng)過幾個晝夜的暢談,我們認為,進《宰輔傳》壓根沒有門;進《忠烈傳》也未必有資格;進《貨殖傳》根本沒有那本領(lǐng);到頭來還是進《儒林傳》吧。這就是我們的路線??墒堑缆酚指饔胁煌?,他輾轉(zhuǎn)自寶雞,而漢中,而重慶,而昆明,拿大學文憑和研究生文憑去了,我則邊教邊讀,自力苦苦營生,且不懈于學業(yè)的上進。
時光又一閃過了若干年,我的右派帽子剛剛摘掉,組織上說叫我舒暢一下,叫我攜帶巨款到琉璃廠替學校圖書館選購古書。我借機到中關(guān)村王瑤兄家,他也“兒女忽成行”了,而且家道殷實,骎骎然駕小康而上之矣。老友重逢,直出直入。他說:“你沒有我夠朋友。比如,你老婆姓什么、你兒女名字叫什么,我全能說出來??墒俏依掀判帐裁?、兒女叫什么,你全說不出。我的書,每一種都寄給你,可是我相信你連一個字都沒有看!你的書,一本都不寄給我,我從別處找來,一一看過,不信其中某個論點我都可以舉出來。”
我說:“老兄,不能這么說。咱倆雖然都入了‘儒林’,但傳也有個大小之別。您身居京華,車馬冠蓋,小弟僻居邊塞,自然會有些自卑,也是人情之常嘛。至于尊著,則確已一一拜讀。《新文學史》兩巨冊,且有日文譯本,因為隔行隔道,老老實實說只粗略翻過,已說不出具體意見。后面那本《中古文學史論集》,學院氣派,考據(jù)氣息已很堅硬,老老實實說小弟對之興趣不大。只對老兄中間三本《思想》《生活》《風貌》,鄙人則深深拜倒石榴裙下,理由是老兄當年‘小胡風’之韻味在此三書中猶未全泯,思辨氣息尚未被考據(jù)全壓下去,文中尚有幾分活氣,此最最寶貴者也?!?/p>
這次以后不久,就來了“史無前例”。他的學校的紅衛(wèi)兵來提審我,我的學校的紅衛(wèi)兵也提審過他,說我們中間說過許多“黑話”。從那以后,我們之間連紅話也不說了。夫子曰:或語;或默。我們從此一直默下來,直到王瑤兄逝世。他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卻永遠活在我的心里。當然,這里所說的“永遠”,也不過是祈禱性言辭。我很快也要逃不過自然規(guī)律的;所以趁此一息尚存,寫為此篇。
1990.5.1,于蘭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