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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五個維度

千燈互照: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生態(tài)與批評話語 作者:劉大先 著


第三章 五個維度

如果給我們時代的文學狀況作一個白描,大致可以說,這是一個文本生產過剩,大眾閱讀力相對不足的時代;文學事件廣受關注,而文本本身遭受忽略;視聽圖文等“泛文學”大行其道,大眾厭倦深度思考的波普消費時代;文學已經遠離了思潮與文化的核心地帶,特定的個案和人物卻能夠成為一定時間里的公共話題。像一切過往的時代一樣,對于文學而言,這既不是最好的時代,也不是最壞的時代,它只是一個不好也不壞的時代。2008年少數民族文學的閱讀體驗,給我的最大感受就是:這是一個尋常年份,沒有比此前幾年更有驚人之喜,但是亦不乏可圈可點的踏實資質。

對2008年進行盤點,很容易成為一個公式化的程序,塵埃尚未落定,我們往往會在心急氣喘的歸納中造成評價上的失衡和錯謬,因而它并不能提供一種有效的文本檢閱方式。不過這又是必需的,它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形成一種大致趨勢的掃描,提供一種帶有符號意義的回放,為后來者進一步的探究提供一個按圖索驥的導引。

讓我們從阮殿文(回族)的小說《誰偷了父親的母子?!?sup>開始這一年的少數民族文學之旅。這個小說寫的是遠在家鄉(xiāng)的父親在妻子離世、兒女外出的情況下,與一對母子牛相依為命的故事。某一天這對被父親視為珍寶的母子牛卻被偷走了,萬般無奈的父親只能求助于在北京的兒子,希望他能資助再買一頭。漂泊的兒子此時也是內外交困、無能為力,憤激之下寫了一篇散文《誰偷了父親的母子牛》,譴責偷牛的賊,抒發(fā)自己的情緒。事情忽然出乎意料地發(fā)生了逆轉,本來正準備等已經臨盆的母牛生下小牛就將它們賣掉的偷牛賊,無意中讀到了這篇文章,發(fā)現正是自己初中老師寫的,同時也被感動、羞愧和罪惡感所折磨。最后出現了一幕戲劇性的場面:偷牛賊在深夜中將牛送了回去,父親丟了兩頭牛,卻收獲了三頭牛。這是一篇可以從多種角度討論的小說,比如父親與牛之間相濡以沫的和諧、小偷善性的覺醒,但是我覺得最值得一提的卻是對于文學力量的信心。事實上,從情節(jié)設置上來說,小說顯得過于巧合與偶然,然而這種傳奇色彩正顯現了文學的書寫在不經意中對于現實的修改:文學可能不會帶來經濟或者其他方面的實利,然而它的力量卻足以溫暖父親、打動懶散懈怠的派出所所長,甚至感化小偷,使他回心向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篇小說成為一種關于文學在當下社會語境中的樂觀主義的寓言。

帶著這個熨帖的寓言以壯行色,我將2008年度的少數民族文學概括為五個重要的路向或者說熱點所在,其實不唯2008年如此,它們也是近幾年來文學關注的帶有普遍性的一些問題。但是置諸少數民族文學這一特定的框架之下,我們會發(fā)現有些問題可能更加強烈和敏銳,從而凸顯出少數民族文學的特性所在。

一、公共性

從社會、文化、經濟、民生等諸多方面來說,2008年都是不平凡的一年。對于許多重大事件,比如汶川地震、北京奧運會、神七飛船的太空行走,少數民族文學都通過詩歌、散文、速寫等形式做了迅速而積極的回應;而在特定的時間,比如三月的“女性文學特輯”、五月的“青年文學專號”,都有少數民族文學的身影。這些情形一再地顯示了文學與生活之間互動和交往的努力。在持有“純文學”觀念的批評家看來,這些行動可能是一種媚俗的背離,或者是某種應和主導性意識形態(tài)的姿態(tài)。事實上,文學的觀念有很多種,“純文學”只是20世紀上半葉形成于西方、影響于中國現當代文學觀念的一種,有其局限性和特殊性。而文以載道、詩以言志從來都是中國古典文學的鵠的,固然這也可以做多種解釋,不過關注公共性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傳統,在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中可能比主流漢語文學要體現得更為充分。

文學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對于公共性的訴求顯示出它的追求與效應、責任與雄心、合法性及其應用閾限。同時,文學的公共性也是對于某種偏狹固執(zhí)的文學觀的反撥——如今我們不是聽到越來越多關于文學需要“超越、神性、神秘、人性深處”的論調嗎?但是,無論如何高蹈,文學總是根植于特定的地方、時間、個體和心靈?;乇墚斚伦钇惹械膯栴}、最樸實的態(tài)度、最體己的關懷、最實在的心理,其實是一種虛偽和孱弱。如果我們對于文學評論中的馬太效應抱有警惕,那么在2008年的少數民族文學中可以看到,許多小說可能并不是一流的作品,有的甚至缺少修剪、質木無文,不過卻反映了當下民族生活和民族寫作的種種真實面相。

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圍繞這個主題展開的許多作品不同于前衛(wèi)文學的地方在于,它們似乎有些“落后”或者“過時”,沒有那么“現代”乃至“后現代”。比如彭兆清(怒族)《最后的神井》乍看之下,似乎是個非常落伍的題材:缺水的龍達當村人在退伍回來的村長丁松的帶領下,破除對于神雞山的禁忌,引水下山來飲用,而村里唯一的神井被廢棄了。這是個“現代化”敘事,可能在當下時髦的文學書寫中已經遭到摒棄,但是其所寫的故事卻可能正是發(fā)生在邊遠少數民族地區(qū)的現實,從這個角度看,對少數民族的文學書寫一定要帶有內部的眼光、同情之理解,方可以不帶有偏見。向本貴(苗族)《藍溪故事》是個近距離描寫鄉(xiāng)村一級干部的現實作品,因為作者絲毫沒有典型提升的欲望,我們甚至可以稱之為“真實主義”。村支部書記張士杰就是日下不計其數的農村基層干部之一。他可能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會出于便利,而與周圍的鄉(xiāng)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帶有個人的某些缺陷,但這些都不妨礙他依舊是個稱職且品性正直的干部。張士杰因為村里修橋選址與村民李樹同發(fā)生齟齬,因為李的誤解和羞辱,他在心灰意冷與不被理解的惱怒中憤然辭職,但是在山洪暴發(fā)的深夜卻出于責任和倫理意識,在搶救李的孫子時被大水沖走。這可能只是無數動人的鄉(xiāng)土故事中隨手擷取的片段,但足以凸現主旋律文學在創(chuàng)作中的價值取向。

高深(回族)《橘生淮南》寫的是好不容易考到京城的青陽最終選擇用自己所學的水利知識回鄉(xiāng)報效故土的故事,其中濃厚的溫情令人感慨,尤其是青陽的女友金鳳的理解與寬容,可以看作對日益功利化的社會風氣中傳統美德的一種呼吁。孫春平(滿族)《換個地方去睡覺》懸念的設置引人入勝,雁洲瀝青廠的老廠長老賀退休之后到女兒家生活,但是總礙于親家母也在此照顧外孫,彼此起居不太方便,所以和認識的朋友老曹互相換地方住。但是一周之后老曹忽然回來,對老賀冷嘲熱諷,原來老賀在雁洲的口碑非常之差,連累老曹也被謾罵。這究竟是為什么呢?直到小說最后才揭曉謎底,原來老賀被工廠里的下崗工人們誤解,認為他伙同自己的徒弟也就是后任的廠長出賣了工人們的利益。實際上老賀卻是個兩袖清風,一心以自己個人的力量試圖彌補工人們損失的好人。冉啟培(土家族)《哨長和他的新搭檔》寫的是西藏邊疆乃則拉峰哨所里一群邊防軍人的故事,以哨長孫大勇和新來的上尉為主角,沒有太多情節(jié)的渲染,而以質樸、簡單、粗糲的文字表現出一種簡潔的美學。驚心動魄、艱難苦辛與犧牲壯志,都在輕描淡寫中被淡化為一股純潔的奉獻精神。在當下的寫作語境中,這是一種干凈利索的特色與風格。如果從形式上看,這些小說顯然不是那么“先進”,不過不能否認的是,這才是當下少數民族文學的切實生態(tài)。

普飛(彝族)《山妞早到》可以說是個當代的童話:一個貴州布依族的小姑娘文芬在云南一個小縣城的郊區(qū)農村,與流浪的父母拾荒,在一般人看來充滿苦楚的境遇中,卻沒有喪失美好的心靈,和村里的鄉(xiāng)親相處都很愉快,還教會了頑固了一輩子的王固老爺爺識字。這是一個美好到虛幻的故事,就如同朗確(哈尼族)的《阿布摩托》,都可以稱之為敘述改革開放“帕累托效應”的應制小說。許長文(滿族)《秋夜》,我猜想原先的書名應該叫“人鬼”,人鬼是小說中對燒冥紙、看尸體的守夜人的稱呼。資深的人鬼王三在村里的首富李老吉吃東西噎斷氣后被請去看尸,因而得以窺見這個“先富起來”的家族所牽涉的方方面面的利害關系。李老吉在外面包養(yǎng)情婦生了李小吉;和發(fā)妻生的兒子李又吉覬覦父親的遺產,同時與父親的情婦有染;而父子正合謀將不義之財轉移到香港,引起了檢察院的調查。誰都希望這個時候李老吉死了,以避免審查,所以當假死的李老吉在停尸的時候醒過來時,反而所有人合力把他真的氣死了。王三參與了整個事情的過程,并且借機敲詐了一筆不義之財,卻在喝酒時醉死。我們看到在這紛繁復雜、千頭萬緒的情節(jié)中,實際上貫穿著“人”與“鬼”之間的移形換位,而促使人鬼不分的核心就在于“金錢”,小說有意無意中繼承了批判現實主義的遺產。

蘇柯靜想(裕固族)《白房子黑帳篷》中的“白房子”與“黑帳篷”兩種意象各自代表了漢文化和裕固文化,不過小說沒有往文化尋根或者隱喻的方向發(fā)展,而是寫了赫藏牧場上的一個愛情悲劇。賽特爾與英男相互傾心,然而場長希望自己的兒子巴特娶了英男,神漢“土地爺”在給英男母親蘭花“治病”時的胡言亂語導致二人同心而分別的悲劇。老實的巴特在和英男結婚后也因為“土地爺”的胡亂治療造成癱瘓,他自殺以成全參加自衛(wèi)反擊戰(zhàn)受傷的賽特爾和身心俱疲的英男。堯熬爾(裕固人)的寬容、豁達、坦蕩在三個年輕人中間自然流露,而對于神漢的批判則讓人看到傳統神權在現代社會中的遺害及其潰敗的趨勢。哈麗黛·伊斯拉伊勒(維吾爾族)《心中的故事》以一個即將做父親的人的回憶自傳體形式,講述了拜合提亞爾前半生的經歷:少年時代因為家里貧困和朋友的引誘墮為罪犯,在監(jiān)獄中悔過自新,出獄時已經人到中年,但并沒有自暴自棄,而是通過開出租車、辦餐廳自立自強,終于使得生活有了起色。在辛勤奮斗的過程中,拜合提亞爾又遇到了同樣走過人生彎路的古麗巴哈爾,經過一番苦難,兩個人終成眷屬。這是個線性發(fā)展的人生經歷,似乎沒有太多值得關注的文學技巧,但貫穿于其中的戲劇性細節(jié)和精細的心理活動卻無比鮮活,使得小說具有極強的可讀性。更主要的是小說洋溢著一種積極向上的情緒,在以頹廢、沉淪、個體、私密、解構為時尚的整體文學環(huán)境中,這種堅持美好心靈的教化追求與樂觀開朗的審美風格尤為可貴,讓人看到一種源自于《福樂智慧》的文學傳統。

潘靈(布依族)《別處》更像是個寓言故事:滇西白云觀的邱若水道長意外收到山西三臺山道觀的邀請函,聘請他去做道長。不久,他的尸體卻在三臺山被片警吳小未發(fā)現。吳小未在和刑警魯剛到云南辦案的過程中偵查到真相,原來邱若水曾經慫恿養(yǎng)魚起家的張家橋到別處尋求幸福,張家橋懵懂中到了三臺,卻成為黑煤窯的礦工,最后雖被解救卻淪落街頭蹬摩托。他將自己的不幸歸咎于邱若水,因而造成慘禍。有意思的是,調查過程中魯剛因為羨慕緝毒警察的威風,誤殺了公安臥底。作者通過吳小未的反思,表明這三個人的悲劇都是因為不滿意于本來的生活,尋求別處的虛妄的幸福造成的,似乎要表明一種各安其位的秩序觀念。

如果細加體察,不難看出這些作品共同的特點在于題材上的對于傳統與現代博弈中的“現代性”傾向,這里的現代性可能更多集中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而并沒有自反的審美現代性,更多是延續(xù)著啟蒙話語的途徑,而缺乏啟蒙自我循環(huán)與自我瓦解的更新潮的說法。從創(chuàng)新的角度來說,可能它們很難讓批評者滿意,因為沒有讓他們興奮的亮點——諸如觀念的裂變、先鋒的思想、形式的突破之類——然而它們卻反映了少數民族生活與書寫的實際情形。這種真實性源自于身臨其境的同情與體察,而不是疏遠于民眾處境的文學理想,因為看法總是要陳舊過時,而事實永遠動人心魂。近年來當代文學研究界對于“人民性”的討論頗多,關于文學藝術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提法被重申,那么人民性體現于何處?在我看來,對于當代少數民族生活的公共性參與無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種。從這個角度而言,這些平凡的作品有著值得關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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